从先天二年（713）至元和十一年（816）为一百零四年，如何会是百有六年呢？柳、刘二人皆为当世大文豪，又受请撰写碑铭，自然不会不知六祖灭度之年，按理也不应出此差误，实不可解。但联系《别传》，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别传》中原有“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之语，自建中二年（781）至元和十一年（816）应为三十五年，如此元和十一年至先天二年应为百有六年。大概谪居湖南的柳宗元见《别传》此语，未曾细究，依之推出六祖灭度后百有六年而谥，不知《别传》之误。刘禹锡又依柳碑之说，以讹传讹，此皆《别传》错失之“流毒”。六祖生卒年月诸书皆同，未尝有异说，若言柳、刘二人误认为六祖景云二年（711）灭度，可能性很小。印顺法师早已指出《别传》对此的影响[17]，但他并未订正柳碑的错误，仍作元和十年（815），自先天二年（713）至元和十年（815）只有一百零三年，即便加上《别传》二年的误差，也只是百有五年，不可谓百有六年。
这是《别传》在中国流行的唯一证据。元和上距《别传》写成不过十余年，是故当时尚能得见。其后由于其错误太多，矛盾百出，故在中国不再流传。
《别传》云咸亨元年（670）时六祖三十岁时至曹溪，咸亨四年（673）三十三岁居宝林寺，咸亨五年（674）正月三日往至黄梅。咸亨元年（670）六祖实为三十三岁，错了三岁，然下文又言至仪凤元年（676）春秋三十九，岁数又不错了。可见是同时得知两种传说，误将不同之说合为一体，产生了差误；一说是三十岁离家至曹溪，三十三岁居宝林寺，三十四岁离开曹溪到黄梅，三十九岁（仪凤元年）祝发。一说是咸亨元年（实为三十三岁）至曹溪，咸亨四年（673）居宝林寺，咸亨五年（674）离开宝林至黄梅，仪凤元年（676）祝发。然两说都认为六祖咸亨年间至黄梅，依三十四岁说则应在咸亨二年（671），距仪凤元年正月约为五年，《传灯录》大概依此，依咸亨五年说则同六祖临终付法之说。此传两者并存，既云后隐居四会、怀集间五年（同咸亨二年说），又言六祖离黄梅后不久五祖即迁化。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何以并存呢？究其根源，可能是由于对法海《略序》没有细读，因而未能弄清一百七十年预言。依《略序》，梁天监元年（502）智药三藏航海来华，先到广州，从天竺带来一棵菩提树，植于光孝寺戒坛边，其年又到曹溪，劝修宝林寺：
其宝林道场，亦先是西国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香美，异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随流至源上，四顾山水回环，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时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闻奏，上可其请，赐额为宝林，遂成梵宫，盖始于梁天监三年。
依《别传》：
梁天监壬午元年正月五日，时婆罗门三藏，字智药，是中天竺国那烂陀寺大德。……泛舶至韶州曹溪口村，语村人曰：“看此水源，必有胜地，堪为沙门居止，代代高僧不绝，吾欲寻之。”行至曹溪，劝村人修造住处。经五年，号此山门，名宝林寺。人天所敬，海内归依。至天监五年二月十五日，敕天下名僧大德，令所在州县，进入内道场供养。时韶州刺史侯公，表进三藏入内。使君问三藏曰：“何以名此山为宝林耶？”答曰：“吾去后一百七十年，有无上法宝，于此地弘化，有学者如林，故号宝林耶。”三藏四月初得对，奏为宝林寺，敕赐田五十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