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法宝记》亦承认传衣，但又编了一个荒谬离奇的故事，云则天太后于万岁通天元年（696）请传法衣供于内道场，后又将此衣赐于智诜，又云：“则天至景龙元年十一月使内侍将军薛简至曹溪能禅师所宣口敕云：‘将上代信袈裟奉上诜禅师，将受持供养。今别将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充乳药供养。’”[14]一个口敕确实让人没法否证，也可见其作伪之迹。今《别传》中亦有神龙三年（707）四月二日高宗（应为中宗）敕赐摩纳袈裟一领、绢五百匹事，可见此事为真，只不过让无住一派篡改为衣为彼得之证据。然景龙元年（707）则天早已退位，如何又有赐传法衣于智诜事？可能智诜得到中宗赏赐的一领袈裟，其后人将此伪称为传法衣，而将中宗赐惠能摩纳袈裟一领事改为“别将”此袈裟奉上，作为传法衣的补偿和替代物，用心可谓良苦。
因此传法袈裟并非虚设，而《别传》中所录诏书亦应是实，只是由于最澄未见到好的抄本，或只听人讲诵，故文中有许多错误，以至为后人所怀疑。这也更证明其非伪作，若有意伪造诏书，必然文辞伟丽，典雅通畅，谁会幼稚到编一些文辞不通的句子来伪称诏书的程度呢？而最澄所录自然在唐时，他本人又不会伪造吹捧惠能南宗的诏书，若云本朝人伪造诏书，恐怕不至于如此大胆。又曹溪原本附录中有肃宗上元元年（《别传》作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请六祖衣钵事及永泰元年（765）代宗还衣之诏书（文字与《别传》基本一致，唯《别传》人名有误），题为“守塔沙门令韬录”，正见此事非伪。或说如若传法衣是真，为何神会之前无人提及。其实《坛经》即明言传衣事，只是一般人不愿承认此乃六祖亲述罢了。另外以前人所不知亦有缘由，因为法衣是代付一人的密传信物，若非亲受付嘱之人必然不知，故虽在中国传了数百年而知者甚少。
值得注意的是，《别传》仅见于最澄的经录，不见于他书，后世圆珍求法目录中也有《唐韶州曹溪释慧能实录》一本，但此本与其他十四本禅宗传记合为一卷，可见篇幅不大，不可能是《别传》。《别传》在中国是否流传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引《祖宗传记》云：“和尚临终，门人行滔、超俗、法海等问：‘和尚法何所付？’”[15]“行滔”，《别传》作“行淊”，形近而音异，当是最澄误书。宗密所说的《祖宗传记》不知始作于何时，《别传》可能是引自《祖宗传记》。据《慧能研究》资料篇，至正二十五年刊《景德传灯录》卷五令韬章谓“《宝林传》云，本名行韬，能大师父名，行韬遂改”[16]，如此“行韬（滔）”与“令韬（滔）”都是对的。依情理论，既然行韬为避六祖父讳而改为令韬，就不宜再用原名，可能神会一系《祖宗传记》的作者不知详情。《别传》用“行淊（滔）”而不用“令韬”，可能是过于相信神会一系的说法，而不愿采纳《宝林传》之说。宗密除引《祖宗传记》外，是否见过《别传》，难下定论。
《宋高僧传》《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皆云六祖遇到刘志略在得法之前，此皆与《别传》一致。然而这一说法当是始自《宝林传》未必是《别传》。
又柳宗元《碑铭》、刘禹锡《碑铭》皆云六祖百有六年而谥，而柳碑作“元和十年”诏谥大鉴，刘碑云“元和十一年”。按柳碑云“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扶风公即马总，元和八年以桂管观察史任岭南节度史，从元和八年（813）十二月至元和十年（815）十月不足两周年，不可称为“三年”，因此刘碑云元和十一年（816）为是。《坛经》两卷本（惠昕本）亦云元和十一年（816），当是柳碑“十”下误脱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