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其他：咸亨元年（670），六祖实三十三岁，误作三十岁。咸亨五年（674）至仪凤元年（676）为两年，而云“于广州四会、怀集两县避难经于五年”，误。又误将上元置于乾元之前，颠倒时序。又云“至开元二十年有刺客来取头头”，《宋高僧传》作开元十一年（与预言相应），曹溪原本附注作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曹溪原本中预言“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五加六应为十一年，当在开元十一年）。又于“开元十一年”下接“有潭州瑝禅师曾事忍大师……”曹溪原本以瑝禅师为河北智瑝，其时智瑝早已去世。
可以注意到，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时间差误皆是两年，这并非偶然。第一种时间错误应当说是最根本的，以后之误皆因之而生。智药三藏关于宝林寺的一百七十年预言，依《略序》梁天监三年（504）至唐咸亨四年（673），则完全相合，依《别传》则差两年，可见《略序》应在《别传》之前，此预言至迟始出于《略序》。若云此预言始出于《别传》，则应完全相符，不可能出此差失。因此可知《略序》可能真是法海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别传》作者以假为真，似乎不知实是一百六十八年，并非“正当智药三藏一百七十年悬记之时也”。《别传》言“梁天监壬午元年”，可见作者必知天监五年为丙戌，自丙戌后一百七十年为乙亥（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而作者误将咸亨四年（673）癸酉认作乙亥，以应悬记之时，如此将以后诸年的干支皆移后两年，造成了诸多错误。
《别传》中言六祖“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先天二年（713）应为癸丑，此处又误书为壬子，大概壬子岁太极、延和（五月）、先天（八月）诸多年号把作者搞糊涂了，误将先天元年的壬子书为先天二年的干支，但此处显然是笔误，事实上作者对六祖灭度之年的干支还是知道的。此处将先天二年的干支前提一年，而非后推两年，显然并非沿袭前误，这表明作者对于先天元年（712）和二年的干支还是清楚的，没有将之后推。六祖灭度之年自然非常重要，其时去之不久，作者肯定得知其干支，如此先天二年癸丑不动，仪凤元年（676）后推两年，三十八年（丙子至癸丑）就变成了三十六年（戊寅至癸丑）。此误亦可如此解释，曹溪原本等谓六祖说法利生三十七载，由于《别传》误认为六祖壬子岁灭度，等于提前一年，就变成了三十六载。
依此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781）本为癸丑至辛酉，得六十九年，由于建中二年后移两年变为癸亥，因而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就变成了七十一年。贞元十九年（803）应为癸未，二十一年应为乙酉。《别传》收入《越州录》，应为贞元二十一年乙酉最澄于越州抄录，最澄自然应当知道当年干支为乙酉（尚不知为贞元二十一年），由于整个时间序列后移两年，乙酉不动，等于相对前提两年，变成了贞元十九年的干支，于是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便误为贞元十九年乙酉。祖芳记中“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年乙酉也”之误当是沿袭最澄之误书，可能由于他从《别传》之题记或旁注，或是有关最澄的记载中看到了“贞十九乙酉”等字。又《台州录》末有“大唐贞元贰拾壹年岁次乙酉贰月朔辛丑拾玖日乙未”之题记，由此题记，可知二月十九日最澄已知此年为贞元二十一年，写毕此本时最澄尚不知其年为贞元二十一年，过了六日已知，但未及将前误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