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解释，也是言之成理。看来这一问题无法单独解释，必须与相关方面结合起来。依洪修平之说，有些问题也不便解释，既然惠能不是因闻《金刚经》而有所觉悟，欲至黄梅求法而路遇曹溪，他又何必离开家乡新州呢？依此，则《坛经》许多内容都要打上问号，闻《金刚经》而初觉、呈偈比试都不成立，惠能的思想经历必须重写，并且如前所述，亦须对王柳二碑、《神会语录》等彻底否定。
咸亨年间说与《别传》关系密切，要想彻底弄清这一问题，还须先考察一下《别传》相关部分。
《别传》是由日本传教大师最澄（766—822）从中国手写带去的。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七月来华，次年八月归国，《别传》算是比较原始的资料，理应受到重视。民国十九年（1930）胡适曾著《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对《别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但自今日观之，颇有可以商榷之处。《别传》附有日本僧人祖芳的后记，后整理收入《续藏经》二编乙十九套第五册页四八三至四八八，胡适看到的便是这一版本。然昭和十一年（1936）又有古径庄的原本复制本，并附有铃木大拙、二宫守人的解说。原本更好地反映了原貌，展示了续藏本掩盖和误书的一些问题。胡适当时未见原本，其失误亦是由此。
《别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便是时间的错误。祖芳记云：“传末有‘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毕，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个，刻‘比叡寺印’四字。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按：或误脱“四”字）年乙酉也。”今见《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及《慧能研究》所载之原本复制本，传末有“贞十九二月十三日毕”之字，可见祖芳记忆有误，应为“十三日”，非“十九日”。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二年（803）癸未，乙酉乃贞元二十一年（日本延历二十四年）。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最澄是贞元二十年（804）来华，次年八月归国的，如何能于贞元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抄毕此文呢？胡适对此题记表示怀疑，今见原本复制本果有“贞十九二月十三日毕”之字，且有刻有“比叡寺印”的印章三个，上有“天台”“第一”“最澄封”字样[8]，正见祖芳所言非虚。细究全文时间差失，便可得知谜底。
《别传》中时间错误很多，今详述如下：
（1）梁天监五年（506）至唐咸亨四年（673）为一百六十八年，《别传》云整一百七十年。卷初云智药三藏于梁天监元年（502）壬午劝曹侯村人建宝林寺，寺成于天监五年（506），并有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在此演化，得道者如林，故宜号宝林等语。后六祖咸亨元年三十岁（实为三十三岁）至曹溪，咸亨四年三十三岁（实为三十六岁）居新建之宝林寺，云“正当智药三藏一百七十年悬记之时也”。据法海《略序》，故宝林寺成于梁天监三年（504），《别传》云天监五年（506），误。梁天监三年（504）至唐咸亨四年（673），得一百七十年，《别传》将这段时间作一百七十年，延长两年。
（2）“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卅六年。”自仪凤元年（676）受戒，至先天二年（713）灭化，应为三十八年，减了两年。
（3）“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先天二年（713）至建中二年（781）应为六十九年，延长两年。
（4）“其年众请上足弟子行淊守所传衣经卌五年。”续藏本作“三十五年”，误。自先天二年（713）至乾元二年（传中称此年行淊灭化，公元759年）应为四十七年，减了两年。
（5）传后题“贞十九二月十三日毕”，应为贞元二十一年（805），前提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