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付法说面临诸多无法解释的困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从王维《碑铭》来看，临终付法与十六载隐遁不可并存，而前者是含混的，后者是明确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也明确提出二十二岁说，此说虽与十六载隐遁说同样有违，却只差一两年，可以说比较接近，与临终付法说则是矛盾更大，六祖二十二岁时距五祖去世有十六年之遥，因而从王维《碑铭》根本推不出临终付法说。
《别传》中有非常明确的临终付法说，但同样包含着自相矛盾。《别传》云：“至咸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修学。’大师其年正月三日，发韶州往东山，寻忍大师。”这一说法矛盾甚多，一是称其年六祖三十四岁，实为三十七岁，二是若六祖果于咸亨五年（674）正月往见五祖，则他能否见到就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五祖是年二月十六日去世，即使能够见到也用不着舂米八个月了，作偈呈见、与神秀较法都无可能，因为五祖已然入灭，神秀也早就离开黄梅十多年了。《别传》又云：“忍大师别能大师，经停三日，重告门人曰：‘大法已行，吾当逝矣。’忍大师迁化，百鸟悲鸣，异香芬馥，日无精光，风雨折树。”是说五祖送别六祖三日后去世，说得煞有介事，却忘了如何自圆其说。《别传》更言：“能大师归南，略至曹溪，犹被人寻逐，便于广州四会、怀集两县避难，经于五年，在猎师中。”是说六祖至少隐居了五年，自仪凤元年（676）初上溯五年，应是咸亨三年（672）或二年（671），不可能是临终付法。
《祖堂集》之临终付法说前文已述，其中同样包含大量的自相矛盾，难以成立。两卷本《坛经》亦然，虽有“汝去后一年，吾即前逝”之说，即临终付法，又道“南中五年，佛法难起”，六祖避难“经逾五年”，前说是言咸亨四年（673）至黄梅，后说则谓咸亨初年（隐居逾五年）。
综上所述，临终付法不可能成立，与之相应的三年隐居说也无法成立。假如非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临终付法说，就必须彻底否定十六载隐遁说、《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略序》、各种《坛经》所载的隐遁说（或十五载，或五载，或四载）、《别传》《祖堂集》之隐居时间说等，先不考虑证明这些材料全属伪作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还须将呈偈比试说彻底否定，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相矛盾。杜继文就是坚持这一观点，对于凡是与临终付法说不合之说如呈偈比试等都加以否定，尽管如此稍显武断，却无自相违背之过[4]。
前文已述，临终付法与呈偈比试同样水火不容。因为咸亨末年另外一个主角神秀早就离开了黄梅。据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神秀（606—706）“逮知天命之年”来参五祖，“服勤六年，不舍昼夜”，不久却“涕辞而去，退藏于密，仪凤中始隶玉泉”，如此大约在龙朔元年（661）左右神秀便离开了黄梅，根本不可能待到咸亨年间，即使惠能可以迟到，神秀也无法等待。据杜朏《传法宝记》，神秀“至年四十六，往东山归忍禅师。一见重之，开指累年。道入真境，自所证，莫有知者。后随迁适，潜为白衣，或在荆州天居寺，十余年，时人不能测。仪凤中，荆楚大德数十人，共举度住当阳玉泉寺”。杜朏将神秀往见五祖之时说成四十六岁，与张说略有不同，亦未明离开的具体时间，然自仪凤中（676—679）上推十余年，至迟在总章二年（669）以前，绝对不可能迟至咸亨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