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别传》和《祖堂集》外，诸书都没有临终付法的记载。《宋高僧传》改为咸亨初年，《传灯录》用咸亨二年（671）。《祖堂集》一书有多种说法，一是总章二年（669）三十二岁说，二是咸亨三年（672）说（“吾三年方入灭度”，即五祖灭度三年前），三是咸亨四年（673）说（“后隐四会、怀集之间，首尾四年，至仪凤元年正月八日，南海县制旨寺遇印宗法师”，自咸亨四年至仪凤元年，正好首尾四年），四是咸亨五年说（“大师临迁化时，告众曰：‘正法难闻，盛会希逢。是你诸人，如许多时，在我身边，若有见处，各呈所见，莫记吾语，我与你证明。’”道是五祖临迁化时令诸弟子书偈呈见），五是不确定的乾封元年（666）前说（六祖在大庾岭上，对慧明转述临行时五祖之言曰：“我今分付汝，汝须努力将去，十有余年，勿弘吾教。”自仪凤元年六祖出来弘法算起，前溯十余年，应在乾封元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此说包括龙朔元年说，六是显庆年间（656—661）说（仰山述五祖之言曰：“向后自看，二十年勿弘”，自仪凤元年上溯二十年，恰在显庆年间）。其实《祖堂集》之说还不止于此，由于其谓五祖于“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申之岁二月十六日灭度”，此年实为咸亨三年（672），这样又生种种异说。又谓五祖于“上元壬申岁迁化”，杂合了上元元年（675）灭化说，实是汇集诸说而无所考辨。
《传法正宗记》亦然，或作咸亨中，于五祖传中谓“咸亨中，客有卢居士者，自称慧能，来法会致礼其前”；或作咸亨二年（671），称“此后四载，尊者一日忽谓众曰：‘吾事已毕，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灭，实上元二年乙亥岁也”，自上元二年（675）前推四载，当为咸亨二年（671）；又云三十二岁，于六祖传中称“尊者遂北征，是时年已三十有二”，这是因袭《祖堂集》之说，三十二岁为总章二年（669），与咸亨中说相违；又作咸亨四年（673），称“尊者之南还也，晦迹于四会、怀集之间，混一流俗虽四载，而莫有知者。仪凤元年春，乃抵南海，息肩于法性寺”，自仪凤元年（676）上推四载，应为咸亨四年（673）。是以《传法正宗记》以咸亨中说为主，又没有确定到底是哪一年。
咸亨年间说源于临终付法说。看来问题的关键是王维的笔法造成了后人的误解，使人误认为有临终付法之事，产生了咸亨年间至黄梅的说法，后人又按自己的猜测把时间具体化为初年、二年等。后人不能理解王维文学家的气质，将五祖对世事人生的感慨当成真实的预言，谬种流传，异说纷起，造成了禅宗历史的一大迷案。尽管神会既持二十二岁显庆四年（659）说，又持二十四年龙朔元年（661）说（依王维《碑铭》十六载隐遁说推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不会同意临终付法说的，因为二说均与此水火不容，王维受神会之托作碑，也不会随便编造一个神会不认可的临终付法说置于碑文中。
除了对王维《碑铭》的误读之外，临终付法与三年隐居说还可能源于对《坛经》的错解。据敦煌本及敦博本《坛经》，五祖送别惠能时告之：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吾无别。可见五祖的原意只是告诫惠能不要急于开法，告其“不宜速说，佛法难起”，并无令其只是隐居三年之意，更无临终付法或三年后五祖辞世之义。此说可能是早期《坛经》这一版本的原话，由于后人误读为临终付法或三年后五祖去世，便有其他版本《坛经》的“汝去一年，吾即前逝”或“汝去三年，吾方逝世”之言的杂入。曹溪新刊明代泰仓禅师刻本《六祖坛经》便没有“汝去三年，吾方逝世”之句，应当是最接近原初本的。将之释为三年隐居，便成临终付法，释为三年后五祖去世，便成咸亨初年到黄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