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更有可能是神会之说有误，《坛经》所记为真。若神会之说不实，其缘由何在？是由记忆有误，还是别有他因呢？神会因崇远法师之问而有是语，以其聪明神悟，料想在这一重要事件上不会出现记忆的错误。察其所由，实因神会本人未曾亲历，只是误听传闻而已。
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表明他未必留至六祖去世。也许他就在景云元年（710）时离开曹溪，游历名山，以广见闻，是以对其后之事知之不多，故而其言建塔之时与他书不同。他此次出游，大概只在南方一带（北方早时已经游历），待闻六祖去世，便赶回奔丧，于记六祖灭度归葬时日之时，痛断肝肠，心中恍惚，故不遑多问，其间偶闻旁人误传景云二年（711）玄楷、智本建塔及先天元年九月六祖归新州之事，未加细思便记下来，致有此误。神会二至曹溪究竟待了几年难下定论，然据其语录，他曾在与远法师辩论时举普寂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至曹溪偷传法袈裟之事[25]，其描述颇为生动具体，当是神会亲历。神会曾为北宗弟子，又在西京受戒，可能与广济当年已经认识，其述此事时广济及在场的惠远、玄悟等大概都尚在世，若非实有其事，神会又安敢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责。由此亦可知神会当时尚在曹溪。神会既然误记景云二年（711）六祖令弟子造塔事，可见其时他已离开曹溪，不得其情。因而最有可能的是景云元年（710）神会离开曹溪。
神会二离曹溪，一方面又是受命于六祖。《坛经》载六祖晚年教示十弟子，授以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教其说法不失本宗，莫离自性，并言“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神会列名十弟子中。十弟子中，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等在敦煌本教示机缘部分等处可见，在曹溪原本中又有智通、志通、志彻参问事迹，只有法珍、法如唯见此处，因此学者于此每有误解，以为此十弟子是六祖当时认可的十大弟子，如五祖所言十大弟子一样。究其实际，《坛经》编入弟子参问，意在显师之教法，非为示弟子之高明，不能说有谁的名字谁就重要。从思想境界及后来贡献来看，十弟子中大多数在六祖门下只能算是二流角色。六祖深知诸人根底，故仅许之为一方师，且授以较为简单易记而又是重要常识的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令其不失本宗。三科法门本为佛教常识，然六祖贯之以自性起用，就与寻常所说有所不同了。三十六对则属六祖的创造，包容了外境无情、法相语言、自性起用一切诸法，可以之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三科法门为修道者自修自悟之用，三十六对则为对人说法之用，知此二者，就可自利利他、分化一方了。
神会显然是亲闻德音且奉行不改的。时六祖教之：“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真法师问：‘云何是常义？’答：‘无常是常义。’”[26]“庐山法师问：‘何者是中道义？’答曰：‘边义即是。’”[27]“齐寺主问曰：‘云何是大乘？’答曰：‘小乘是。’”[28]由此三例，可知神会确实得闻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之法，其时可能就在景云元年（710）。神会闻教之后，就依命辞别六祖，分化一方，并未滞留至六祖卒时，实践了他不滞留的主张。
三、妄称七祖，谬言八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