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说虽然疏简，却代表了大迦叶至达摩多罗的千年传承，与二十八代说所涵盖的历史周期是相同的，因此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移植到二十八代说中，只能对之进行分解。众所周知，大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商那和修）、优婆崛多是公认的前后相承的前五代，或除去末田地为前四代，婆须蜜多与优婆崛多隔了数代，僧伽罗叉本不在持法者世系之中，但确有其人，为迦腻色伽王时有部宗匠，从时间上看与婆须蜜差了许多代，若为保持世系的完整，理当从婆须蜜或僧伽罗叉处分解，再据《付法藏传》补足世系，然而如此一来，师子比丘至达摩多罗之间的祖师就无法确定，且《付法藏传》以末田地为庶出，不计在世系之内，而八代说二人俱有，并将末田地列入世系，使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合为一体，即令如来现世也无法做到。如果前二十四代依《付法藏传》，且补入婆须蜜和末田地（不以其为庶出），使师子比丘为二十五代，如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一样，那么师子比丘至达摩多罗之间的传承还是无法解决，若依原本《坛经》，置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于其间，一是僧伽罗叉无法安置，神会“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39]之说就会落空，二是由于神会误将师子比丘大弟子达磨多罗作为其四传弟子达摩多罗，且明确推出般若蜜多罗（不如蜜多）为达摩弟子，又怎么能够再将其作为上代祖师呢？而且这样一来就要变成二十九代，不合二十八之说。若非如此，又如何在师子比丘与达摩之间补造一个上承师子、下承僧伽罗叉的名字呢？
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神会后人只能舍弃最合理的分割方法，而是硬在末田地与舍那婆斯之间插入二十代，如此保持了八代说后五代的完整性且保留了全部八位祖师，又在整体上凑成二十八之数，似乎两全其美。但这是通过巧妙地利用舍那婆斯与商那和修、优婆崛与优婆鞠多译名不同而拼凑成的世系，只能蒙骗外行，且无故删去弥遮迦（不是误脱），颇有削足适履之感，曲意作伪，不足为训。与此同一类型的还有《历代法宝记》的二十九代说（有弥遮迦）、宗密的二十八代说（前二十三代一如《付法藏传》，后四代同八代说，改须婆蜜为婆须蜜）等。此伪二十八代说之所以未受《宝林传》所载世系说的影响，是由于不愿、不能放弃神会，不能判定敦煌本产生于《宝林传》及原本《坛经》之前。宗密时代《宝林传》祖统说已然遍行天下，但他同样保留伪说，可为一证。
《宝林传》祖统说的来历真伪在此不欲多辩，但其说本自曹溪，未必始于智炬，且至少没有敦煌本说等那样的明显错误，不如蜜多、般若多罗皆有出处，非是妄造。因此虽然找不到明显的证据可证敦煌本说后于《宝林传》说，同样亦无证据表明《宝林传》说取资于敦煌本说。倒是敦煌本说传神会八代说之流毒，影响了《宝林传》说的流传。
神会幼年学道，秉性聪明，南北往来，求法心切。其志可嘉，其功难没。而他又好弄智巧，溺于知见，峻烈而伤及宽宏，机辩而有损诚朴，定祖之功皆见，固己之迹难掩。总其一生，功过参半，不可心存偏激，只述一端。
[1]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文集》，第6册，4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4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4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4] 大正藏，50册，756页下。
[5] 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6] 胡适：《胡适文集》，第6册，4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 《卍新纂续藏经》，第9卷，532页中。
[8] 大正藏，51册，245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