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可知三十七岁剃度说实难成立，应以三十九岁仪凤元年说为正。由此上推，可知二十二岁说之不确。二十四岁说出自法海《略序》，且与神秀“涕辞而去”之时相合，正应呈偈比试之说，并有六祖坠腰石“龙朔元年卢居士志”之题字为证，亦与十六载说及仪凤元年说相应。二十二岁说无有旁证，且与呈偈比试时间相左，而此事载于《坛经》，为六祖一门所公认。若六祖二十二岁之时已然得法而去，五祖又如何在龙朔元年初有“东山之法，尽在秀矣”之言，且“命之洗足，引之并坐”，隐然有付法之意，而神秀终“涕辞而去”，显然并未得法，若非其年法始授能，此事又如何解释？
由此下推，亦可知四十年弘法说并无根据。六祖与神秀皆于五祖卒后始出开法，神秀“仪凤中，始隶玉泉”（张说《大通禅师碑》），惠能亦于其年之初始出，遇印宗而开法。综上所述，可知神会对于六祖生平史事知之不多，时出异说，若其果为六祖嫡传，怎会有如此之误？神会其生也晚，在六祖门下未久，对其史事所知不确亦不足为奇，奈何神会及其门下非要以嫡派自居，强不知以为知，就不能不出笑话了。
神会北上攻击北宗，原有所由。六祖灭度时颇多瑞相，弟子韶州刺史韦琚表奏朝廷，有敕立碑纪事。然韦琚在碑中不惟言及瑞相，亦述六代传承及传袈裟所由，公然以惠能为六祖。然宗密谓“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嘱”（《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亦不可能，神会只是说碑文述及六代传承，并未说第七代，由于韦琚碑文后世不存，宗密才敢如此造论。亦有可能韦琚碑文中述及六祖诸大弟子，其中有神会的名字。神秀一门其时气焰熏天，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便劾奏韦琚妄改旨意，私述传承，于是开元七年（719）有诏磨去原文，“略除六代师资相授及传袈裟所由”[32]，重刻碑文。神会认为这是南宗的奇耻大辱，于是锐意北上，以图报复。开元八年（720）居南阳，后请王维作《六祖能禅师碑铭》，文中有“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之句，足见其作于神会微时。
神会又于开元二十年（732）前后在滑台大云寺与崇远法师辩论，力斥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神会于北宗门下浸润已久，故对其弱点早已根悉，一举击中其要害。然他又在辩论中多次暗示自己为六祖付嘱者，不能不引起对其动机的怀疑。神会在北宗门下的时间远较其在南宗门下为久，但神秀四大弟子特别是普寂、义福早有定评，他在北宗门下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大弟子的行列，更何况其往来南北之间，不为北宗所承认呢。他在南宗门下用功颇勤，很受六祖赏识，得以列名诸大弟子之中，但六祖置衣不传，未尝指定七代传人，且以神会之资历境界，又安敢在南方公然自承为付嘱弟子，凌驾法海、玄觉、玄策等诸人之上！北方道俗对南宗详情并不了解，对神会在南宗的地位更不知情，神会打着为惠能争六祖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被门下及北方道俗推上七祖的宝座，而其代价则是挑起了南北两宗的争斗，损害了北宗的威信，这恐怕未必符合六祖之意。赞宁谓之“禀祖法则有余，行化行则不足”，对其“固己而损法”、自赞而毁他之行颇有微词，就连南宗同门，也无人以其扫**北宗为奇功，倒是千载之下有一胡适之为其打抱不平，若逝者有知，自会感激于地下。
神会自承为六祖嫡传、禅门正统，故与崇远法师辩论时有问必答，神采飞扬。偏偏崇远问到达摩以前传承，神会若是老实，回答不知即可，可他偏又不肯被问住，又造出了一个荒唐的西国八代说。此说并非始自神会，《法如禅师行状》及《传法宝记》皆引《禅经序》说明西方传承，可见此说为北宗所创，与南宗无涉。然法如一系是引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来说明西土传承的。
如《传法宝记》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