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对王维之说产生了误解，导致了后世咸亨年间六祖到黄梅的种种异说。《别传》一云六祖三十四岁（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一云咸亨五年（674），并将二者误作一时。《祖堂集》云是咸亨四年（673），契嵩云是咸亨年间，《宋高僧传》亦云是咸亨中。其来源都一样，都是出于对王维《碑铭》的误解，但这与王维叙事不明、神会介绍不清亦有关系，不能说责任全在后人。
还有一种可能，即神会本人坚持的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并不矛盾，只是将六祖遇印宗法师的时间定为上元元年（674），比通常的仪凤元年（676）提前了两年。如此则六祖显庆四年（659）至黄梅，其后隐居十六载，至上元元年（674）遇印宗法师而剃度，并于其年开法，至其灭度时（713）正为四十年，与“往来四十年”说相应。神会谓五祖上元（元）年二月十一日灭度，又据《宋高僧传》惠能本传，“上元中，正演畅宗风，惨然不悦，大众问曰：‘胡无情绪耶？’曰：‘迁流不息，生灭无常，吾师今归寂矣。’”[30]僧传云六祖于上元元年（674）五祖灭度时已然开法，此说显然来自神会一系。
如此则神会之说并不自相矛盾，然则六祖至黄梅、剃度、开法时间皆与他书有异，其中是非，不可不辨。六祖一生经历颇多异说，但有三个时间是确定且得到公认的，即其生卒年代及遇印宗而剃度的时间。诸书皆云六祖仪凤元年（676）三十九岁时遇印宗法师，唯神会一系独持异说，而又含糊其辞。究其实情，亦非有意别创新说，只是由于一方面企图坚持二十二岁说，一方面又不愿改变公认的十六载隐居说，为此只好将六祖剃度时间提前两年，同时自然也将开法时间提前两年。《历代法宝记》将二十二岁说与仪凤元年剃度说协调起来，有意将隐居时间改为十七年，然又云“能禅师至韶州曹溪，四十余年开化”[31]，就不免自相矛盾了，因为不论是按仪凤元年还是上元二年（675年，隐居十七载）开法，都不足四十年，何言四十余年？宗密发现了这一问题，又恢复十六年说，但却同样无法避免与公认的仪凤元年说相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僧传》在六祖剃度时间上全依神会，认为六祖得遇印宗之时在五祖灭度之前，故有开法时“惨然不悦”之事。然如此一来，反而暴露了神会之说的荒谬。据《宋高僧传》本传，印宗“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扬道化。上元中，敕入大敬爱寺居，辞不赴，请于东山忍大师谘受禅法。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印宗上元元年（674）不受诏命，却请至东山从学于五祖，五祖于其年二月十一日（据神会说）灭度，京师距蕲春迢迢千里，非旬日所能及，故其奉诏只能在其年元月，尔后上表急辞，匆赴东山，方得以礼拜五祖，不日即又辞别，赶至南海以待惠能。又据六祖本传，六祖在五祖灭度之前已然得遇印宗，并经剃度，二月十一日时已经在法性寺开法了。如此则印宗必须在四十余日内完成奉诏、表辞、至黄梅受教、辞行到南海讲经、为惠能剃度、助其开法等活动，才能使神会系六祖三十七岁上元元年剃度说得以成立。自京师经黄梅至南海，单是行程，四十余日犹嫌不足，若非印宗示现神通，行千里于刹那，令光阴之暂止，焉能如是？僧传但记其事，不述其异，岂非怪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