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两个版本都有题名惠昕述的序，似乎可以断定这一序文确实为惠昕之作，由此也可以断定两卷本确实是由惠昕编订的。不过同为两卷十一门本的天宁寺本和大乘寺本则只有存中的再刊序，没有题名惠昕的序。
据胡适考证（胡适《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见《胡适文存》第四集），太岁丁卯应是宋太祖乾德五年（967），蕤宾指五月。如此两卷本出现于宋初，比前两本都晚。胡适又考证文元公即晁迥，其年八十一时为天圣九年（1031）。胡适还指出：
这个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是晁迥看过又题过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绍兴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本刻印的前两年——绍兴二十一年——晁迥的另一个七世孙，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写他的郡斋读书志的自序。在郡斋读书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这样的记载：
六祖坛经三卷（王先谦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復有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五十四，转录此条如下：
六祖坛经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伪，周希後是周希復之伪。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门”两项，可证衢州本读书志不误。依此看来，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3]
如此依照晁公武之说，则惠昕为唐人，其所传的《坛经》是三卷十六门本，并非宋初的两卷十一门本。这一版本有周希復的序，当然不会有两卷十一门本前附的序。
因此两卷本前《序》可能并非惠昕之作，两卷本不应称为惠昕本，同为两卷本的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皆无惠昕题记便是一证。同时还表明两卷十一门本前还有一种三卷十六门的唐惠昕本，而且两卷本与惠昕本有一定关系，是自惠昕本删节而成，不然便不会有此题记。
学界多谓惠昕即是《序》之作者，盖是由于前面有“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之题记，其实这一题记可能只是讲惠昕“述”此《坛经》，与敦煌本等题名“法海集记”、宗宝本题名“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一样，晁公武谓其“撰”《坛经》，即是依此，并不表明其作此《序》。兴圣寺本与真福寺本将此序题为惠昕述可能是错误的，依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坛经〉的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十一号），宽永八年本则只谓“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慧进禅院沙门惠昕述”，并未将后面的序当成惠昕之作，这种题名应当是正确的。那么既然惠昕并非两卷本的作者，为什么还题名为惠昕述呢？这大概是因为两卷本系由惠昕本删节而成，为了表示对原编者的尊重，所以保留了原三卷十六门本的题名。
此序明言其嫌古本文繁，欲加以删节，而惠昕本为三卷十六门，字数自然繁多，正是序作者删节的对象，因而“述”三卷十六门者与“删”之而成两卷十一门者必非一人。另外，晁公武明言惠昕为唐人，而此序作于宋初，即使惠昕生于后唐，然其主要活动于宋代，晁公武也不应随便称之为唐人，因而惠昕与作序者并非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