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契嵩是曹溪原本的编订者属于胡适的“大胆假设”，对此没有什么证据可寻。郎简序称：“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可见契嵩所作的只是校订文字，并将其分成三卷，并无添改之事。胡适甚至认为契嵩所得的“古本”就是《别传》，并以此校改俗本《坛经》为三卷，这种说法更是不值一驳。契嵩所得，只能是《坛经》古本，“六祖之言”，这也是郎简的要求。如果契嵩将《别传》（据前其实只是《宝林传》的一部分）分成三卷，充作《坛经》，实是不可想象。
胡适见曹溪原本与《别传》有相同之处，便谓契嵩抄自《别传》而成曹溪原本。前文已为契嵩辩诬，今再述曹溪原本与《别传》之关系。曹溪原本与《别传》有雷同之处，《别传》有误而曹溪原本无误，显然是《别传》误记误抄，如云抄错误的《别传》而成无误的曹溪原本，则不可能。如瑝禅师事，《别传》误作潭州（长沙）瑝，以玄策为“大荣”，诸书皆云河北智隍，何来潭州坐禅之瑝禅师？又六祖大弟子中无“大荣”，显然是玄策之形误，其中错失见前文之《别传》考。两书雷同之处是由于用了同一种材料或记录同一史实，但《别传》作者未亲至曹溪，又未见原文，故多有错谬，曹溪原本则无误。
细读《传法正宗记》，可知其与《别传》差别甚多，可能契嵩根本没有见过《别传》。《正宗记》谓六祖三十二岁至黄梅，此说见于《祖堂集》，在《别传》中则未见。据前文，《别传》不大可能在中国长期流传。契嵩既不可能得见《别传》，其据《别传》编订曹溪原本《坛经》就更不可能了。
胡适之说却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乃至契嵩改编《坛经》说几乎成为定论。杨曾文指出：
契嵩所得的“曹溪古本”，胡适在《坛经考之一》（《胡适文存》第三集）之中认为是《曹溪大师传》，以此校改俗本《坛经》为三卷。如果此说成立，元代德异本、宗宝本中的慧能遇刘志略、从其姑无尽藏听讲《涅槃》、慧能死后“七十年”的预言及与印宗论佛性等内容，最初当是由契嵩从《曹溪大师传》中补入的。契嵩嘉祐六年（1061）进献朝廷的《传法正宗记》，所载慧能生平传记的时间虽与德异、宗宝二本不尽相同，但所载慧能临终遗诫及预言等许多情节是相同的。因此说二本祖于契嵩本是可能的。[1]
这里将《传法正宗记》与本于曹溪原本的德异本、宗宝本的根本差异一笔带过，却强调二者之相同之处，不过是为了说明契嵩改编过《坛经》。二者有相同处，是由于契嵩引用了曹溪原本，二者之不同，表明契嵩并非曹溪原本的编订者。如果非要说就是契嵩改编过《坛经》，那么曹溪原本中与《传法正宗记》不同之处又来自何处？是谁的观点？如六祖二十四岁得法说既不是契嵩的观点，在《别传》中也未发现，敦煌本、两卷本也没有此说，《传灯录》亦然，持契嵩改编《坛经》说者均不肯承认法海《略序》的可靠性，那么此说的来源就成了问题。
曹溪原本确实有许多地方与《祖堂集》《传灯录》等相同，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曹溪原本引用了上述典籍，一是上述典籍引用了曹溪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