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敦煌本的错失还不能完全归因于抄写者的水平，文字错误可能部分在于抄写者，内容之脱漏便不能如此解释，而很可能是最初的记录者记录不详所致。此本既题为法海“集记”，可见当时并非法海一人记录，而是由法海汇集整理了诸人的记录而成。记录者水平不一，所闻、所记不会完全一致，文字之详略、内容之小异是很自然的。法海的记录是兼集诸录而成，又经过六祖订正，自然是最好的本子，但其他记录本也会流传开来。从此本内容、文字来看，未必是本于法海原本，而很可能是依于另一较为简略的记录本而成。其中有大量的音误，如受（授）无相戒、名（明）悟、领（岭）南、佛姓（性）、流（留）此偈、问（闻）已、先性（圣）等，简直是不胜枚举，可知记录者本来水平不高。其中也有不少形误，如后伐（代）、白（自）悟、不息（思）法意等，这可能是记录者之误，也可能是抄写者之误。由此可知此本至少第一部分是比较原始的记录，而第二部分也有不少音误和形误，因而也有可能是第二遍记录，即是听人讲诵原记录本的记录本。
近来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敦博本的重新发现和研究。先有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问世，其后又有周绍良编著《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邓文宽、荣新江录校《敦博本禅籍录校》（包括《坛经》），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杨曾文又对之重新校订，出版《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是对这一版本的最新研究成果。
敦博本原由任子宜收藏，后为敦煌博物馆藏品，向达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见之，其后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世，上世纪八十年代周绍良复于敦煌博物馆见之，并由邓文宽拍照，使之重见天日，嘉惠学林。其间原委，可参见杨曾文本之自序与周绍良序文等。
敦博本的发现和校订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敦煌本错漏字较多的问题，使得这一版本更加受到学界关注。敦博本与敦煌本出自同一原本，在内容上无大出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版本过于简略、“不见六祖大全之旨”的问题，其思想价值不是很高。
敦煌本本来就被多数学者认定为最早的本子，敦博本的发现更提高了此类版本的地位，乃至被视为《坛经》原本。其实敦煌本虽然包含着惠能于大梵寺说法的记录，却是经后人大量改篡的本子，与原本相去甚远。是本的名字便大有问题，“南宗”之说，就不可能为六祖所允许。六祖受五祖传法，为整个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不只是南方禅宗的领袖。六祖本人、甚至神秀都不承认有南宗北宗之分，南北宗之分只是“世人尽传”，外界无知者之说。二大师均认为“法即一宗”，“法无顿渐”，本来是一家，没有必要妄立南北，以起彼我。以“南宗”相标榜，只是神会之意，神会将“南宗”的创始者归于菩提达摩（盖是由于达摩来自南天竺），道是“菩提达摩南宗一门”，甚至不允许神秀一系使用“南宗”之号，直言“普寂禅师，与南宗有别”，这就等于否定普寂为达摩传人。是以首贯以“南宗”之号，完全是神会之意。
“最上大乘”之说颇不可解。六祖对智常说过四乘法：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六祖的解释重在修行的程度，与通常的三乘分别不同。只有最上乘，并无最上大乘，这一名相是改篡《坛经》者的编造，与六祖无涉。
敦煌本的作者很难说是谁，但它确实记录了六祖所说法和史事，尽管内容、文字不大翔实。那位无名的记录者可能说是前一部分的编者，后一部分的编者非一，可能有法海、神会及其门下。敦煌本有可能是神会自曹溪带到北方、并使之得以流传的。胡适认定此本乃神会之作固然无据，但它确实与神会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