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歌》本身并无增添上述两段的痕迹。其前之句是“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借人之问而道己宗，先述此宗以摩诃般若为旨归，这也是六祖大梵寺说法的主要内容。又述此宗微妙不可思议，人天莫测，逆顺自如，恐人不信，更强调自己是得道之人，不会平白无故地骗人。此句是言己宗宗旨，下句则说“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说明己宗现在曹溪，为佛祖正传，并述宗门西土传承及中土史事。先述宗旨，后示宗史，正合其宜，并无增添之迹。如若减去这两段，直接“真不立，妄本空”，反有突兀之感。
《证道歌》所述二十八代说并非孤证，更有天台一系的史料予以支持。据李华《故左溪大师碑》，其述禅宗传承时有云“此后相承，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此二十九代说即同禅宗的二十八代说，天台智者大师依《付法藏传》立二十三代说，又将阿难另一大弟子末田地列入法系，故有二十四师，二十八代加末田地便成二十九代。此二十九代说一方面依照禅宗传承，补上了《付法藏传》所遗漏的第六代弥遮迦，一方面又依照台家的习惯，将末田地列入世系。这表明台家一方面承认禅宗的二十八代说，一方面又不肯全同其说，另又加上自己的观点，使之成为二十九代说。左溪玄朗卒于天宝十三载（754），李华卒于大历初年，是故此碑的创作在天宝、大历年间，不可能太迟。
此碑述左溪宗门史事甚悉，毫无作伪之迹，就连一向大胆怀疑的胡适也只说其中可能有误改之字及误校之处，不敢说其为伪作。胡适在《致柳田圣山书》中指出此碑现存各本均有误脱之句，如讲天台世系时云“灌顶传缙云威大师，缙云传东阳威大师，左溪是也”，其中误脱了“东阳威传朗大师”等句，这显然是后人传抄之误。不能由此一误疑及他处，认为述禅宗世系亦有错误，由此得出“此碑曾经通人误校误改，不可信任”的结论。胡适以为，碑文中“二十九世”可能原是“二十四世”或“二十五世”。此说本于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刘碑云“初，摩诃迦叶授佛心印，得其人而传之，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叶，而达摩得焉”[6]，刘氏以达摩为二十五世，显然出于误会，是将师子比丘直传弟子达磨多罗（达磨达）认作其四传弟子达摩多罗（菩提达摩），二人同名同宗，但世次有别，相差一二百年，故不可混作一人。
胡适指出，独孤及作《舒州山谷寺三祖镜智禅师碑铭》，其铭辞有“二十八世，迭付微言”之句，《唐文萃本》与《文苑英华》本皆有双行小注云：“摩诃迦叶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达摩大师至（璨）禅师又三世，共二十八世。”若此注不误，则刘氏之说又本于独孤氏之言。
又据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其述如海禅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7]这是胡适所云“二十四世”说的又一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