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玄觉与六祖问答之语，表面看来，似乎玄觉步步进逼，六祖连连称是，其实是六祖引其层层上升，终至极境，故玄觉终归心六祖。在《证道歌》中，玄觉多次提及顿悟无生之事，感念师恩，如云“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等。由此可知，玄觉与六祖问答并非后人伪造，而是实有其事。
玄觉与六祖的问答，《祖堂集》所载与《坛经》表面上并无实质差别，但在顺序上却有不同，孰是孰非，不可不辨。《祖堂集》将六祖“子甚得无生之意”下一段放在玄觉“体本无生，达即无速”一句之后，表面看来，这样更加合适，因为前句言无生，后句亦说无生。然而如此安排，后半段对话以玄觉的“仁者自生分别”结束，而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是对六祖的反击，以此结束等于六祖默认了玄觉之说，反有玄觉高于六祖之感，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依《坛经》，玄觉言“仁者自生分别”，是说不动之本体（所）与了知不动之觉心（能）本来一体，无二无别，不可妄分彼我，生分别二见，六祖见其已了体本无生，故妄念不生，不起分别，便加赞许，道是汝甚得无生之意，因而上下是衔接的，并非任意组合。玄觉言“分别亦非意”，表明他已彻底了知无意而分别，分别而无意之理，是以六祖完全认可，连称善哉，以此结束这场交锋，是完全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六祖在玄觉完全悟道之后又留他在曹溪住了一宿，玄觉也对六祖完全服膺，不再坚持速返。大法已付，不须更道，漫漫长夜，一宵密语，六祖又对玄觉交代了什么呢？可以认定的是，六祖并未将法衣传给玄觉。六祖本人对此有所交代，道是达摩大师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祖师既已明示此衣在中土只传五代，故不合再传。那么六祖为何又留之一宿，面授机宜呢？《证道歌》中实则暗露消息，此歌有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使人恍然大悟，原来六祖留之一宿是为了传授宗门史事。其前玄觉虽悟心要，未明宗史，而宗史并非靠个人觉悟所能知，只能靠祖师传授。当初五祖深夜密传之语也包括本宗史事，今六祖传于玄觉，自有以之为传法弟子之意。
胡适怀疑《证道歌》，只是由于其中有关于西天二十八祖的记载。否定玄觉的存在是为了否定《证道歌》，否定《证道歌》是为了否定二十八祖说的早出，因为胡适内心里早已断定二十八祖说出现很晚，对于任何不利于这一观点的论据都要大张挞伐，直至消之于无形，讥之为乌有。他人虽附和其说，却不像他那样极端和露骨。如杜继文先生虽认为“《证道歌》自称宗旨曹溪，不但提到六代传衣，而且还有西天二十八祖之说，都远不是玄觉在世时可能涉及的论题”，但又断定《证道歌》只是“大都经过后人的增删修饰，可能定型在杨亿时期”[5]，并不否定《证道歌》与玄觉的关系。
杜先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少人的观点与此相近，但若云其经过后人的增删，不外是说其述宗史数句为后人所增，但既然敦煌藏经中已然有之，恐怕不宜说是杨亿所改吧。那么云其曾经后人增删修饰又有何根据呢？不外是说二十八祖说相当晚出，玄觉时代不可能有，既然其中偏偏有之，那么自然是为后人所添。而二十八代说晚出的结论不一定成立，《证道歌》就恰恰提供了此结论不能成立的证据，二者孰是孰非，难下定论，决不能就此认为《证道歌》曾经后人增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