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歌》为六祖弟子永嘉玄觉之作，此事本无疑者，但由于其中提及西天二十八祖和六代传衣，致使怀疑二十八祖说的学者如胡适等进而怀疑《证道歌》的可靠性。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今日学者多有盲从胡氏，以为《证道歌》曾经后人增减者，故不可不辨。
玄觉（665—713），俗姓戴，浙江永嘉人。早岁出家，遍习三藏，精通天台止观法门，与左溪玄朗交好。后遇六祖弟子玄策，受其启发，同往曹溪礼拜六祖，言问之下，顿得法要，便欲辞行，六祖强留一宿，时号“一宿觉”。玄觉回乡之后，学者云集，号真觉大师。其著作有唐庆州刺史魏静（靖）辑其“禅宗悟修圆旨”十篇，目为《永嘉集》，另有“歌行偈颂”流行，为其姊所集，《证道歌》即其一。先天二年（713）玄觉圆寂，春秋四十九（《祖堂集》云其寿三十九）。
禅宗史书如《坛经》《景德传灯录》等以及《宋高僧传·玄觉传》等皆载玄觉著《证道歌》一事，敦煌遗书如P2104等也载有《证道歌》，可见玄觉确有此作。据胡适《记日本“入唐求法”诸僧目录里的“南宗”资料》（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437至458页，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编者依胡适谦称，作《读书笔记》），日僧圆仁（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末来华）《承和五年目录》录有“最上乘佛性歌一卷，沙门真觉述”，承和七年（开成五年）《在唐送进录》录有“佛性歌一卷，沙门真觉述”，承和十四年（唐大中三年，公元847年）《入唐求圣教目录》录有“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最上乘佛性歌 沙门真觉述”，另日僧圆珍录有“永嘉觉大师集一卷”。据此，玄觉的《证道歌》在九世纪中叶时已然流行天下，但胡适偏要把玄觉与“真觉”视为两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玄觉、真觉、一宿觉实为一人，玄觉为其法名，一宿觉为其别号，谓其在六祖门下一宿得道，见其悟性之高，真觉为其尊号，是玄觉辞别六祖之后道俗对他的尊称，故他又号真觉大师。正如胡适就是胡适之，胡适之就是胡适一样，本无可疑，若由此判之为二人，不知胡博士有何感想！
胡适以为，日僧目录中的真觉《佛性歌》即是后来的所谓《永嘉大师玄觉证道歌》，既然同一著作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其作者又如何不能有不同的题名呢？真觉大师是时人对玄觉的尊称，后学录其著作自然不便直称其法名，故题为真觉述更合乎情理。且《佛性歌》或云《最上乘佛性歌》是不是《证道歌》还须思量，因为玄觉颇有文才，有不少“歌行偈颂”传世，也许不止《证道歌》一种。圆仁在承和十四年《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并收“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和“最上乘佛性歌 沙门真觉述”，表明这是一人所著的两种作品，如若为同一著作，圆仁应加以说明。由“曹溪禅师证道歌 真觉述”可知真觉就是六祖弟子玄觉，且《证道歌》之名早已有之。
敦煌藏经中也有《证道歌》，其中最为完整的是P2104所收的“禅门秘要诀，招觉大师一宿觉”，其内容与今本无大出入。这本来是《证道歌》流传较广的一个证据，胡适却在《海外读书杂记》中反过来以之论证《证道歌》与玄觉无关，甚至认为玄觉不是六祖弟子，而是后人随意添加的，这种极端偏激的观点是难以服众的。其实一宿觉就是玄觉的别号，“禅门秘要诀”不过是抄录者为《证道歌》另起的名字，所谓“招觉大师”就是真觉大师，此篇题名漫漶不清，胡适读为“招觉”（“招”字不清楚），“招”与“真”音近，当是抄录者误听所致。胡适由此得出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所谓‘永嘉禅师玄觉’者，直是一位乌有先生！本来没有这个人。那位绰号‘一宿觉’的和尚，叫做‘招觉’，生于‘二十八祖’之说已成定论的时代，大概在晚唐、五代之时。他与六祖绝无关系，他生在六祖卒后近二百年”[1]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