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的高僧，他的本意就是求律并弘传中土，为此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因此一回到中国，他便考虑尽快将所带来的律典翻译出来。他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回到长安，但由于当时所登岸之处归东晋管辖，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有难度。法显受刘道怜供养，在京口度过了一冬一夏，夏安居后，法显本欲发往长安，但“所营事重”，不易成行，便南下向都，又西行庐山，就禅师出经律。
既然无法前往长安，而且当时的长安呈现出佛教在鸠摩罗什去世、佛陀跋陀罗离开之后已经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开始走下坡路了，法显便决定西行庐山，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庐山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二是由于佛陀跋陀罗僧团也在庐山。
翻译经典实非易事，法显自觉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一重任，而包括宝云等好友在内的佛陀跋陀罗僧团是帮助他完成这一心愿的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与这一僧团的合作就成为他的首选。由于佛陀跋陀罗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也是慧远的心愿，就是翻译禅经，因此法显只能把翻译律典的事放下，帮助佛陀跋陀罗翻译了《达摩多罗禅经》，可能还有《杂阿毗昙心论》。
佛陀跋陀罗志在游化，在庐山只待了一年多便西下江陵，但法显并未随行，这可能是出于慧远的挽留。直到义熙十二年（416）冬之后，法显才又应邀回到京城，再次与佛陀跋陀罗合作，翻译了《摩诃僧祇律》等律典，载于经录的法显译著，基本上全是与佛陀跋陀罗合译的。
法显与佛陀跋陀罗的合作是成功的，但双方的兴趣并非完全一致，法显最注重的是律典，而佛陀跋陀罗则更重视禅观，而且兴趣更广泛，因此佛陀跋陀罗无法如法显之愿，将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律典，特别是在义熙十四年（418）三月以后，佛陀跋陀罗倾力翻译《华严》大部，便难以顾及法显翻译律典的请求了，这也是法显晚年来到江陵辛寺的重要原因。
法显到京城后，与智严、宝云关系密切，在译经方面也相互帮助。法显所带的梵本大部分都翻译了，其中他重视的律典后来也翻译了。据《出三藏记集》卷三：
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其年冬十一月，琅琊王练、比丘释慧严、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时佛大什手执胡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至明年十二月都讫。[11]
慧严（363—443）、道生（355—434）都是当时名僧，法显生前肯定与之有所交往，慧严与慧观交好，并曾参与《华严经》的翻译，也算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他们最终请罽宾律师佛大什完成了法显的心愿，法显于净域有知，当为之欣然。
[1] 大正藏，51册，857页上。
[2] 大正藏，55册，113页上。
[3] 大正藏，55册，103页中、下。
[4] 大正藏，50册，334页下。
[5] 大正藏，55册，112页中、下。
[6] 大正藏，50册，339页上、中。
[7] 大正藏，45册，223页中、下。
[8] 大正藏，45册，155页下。
[9] 大正藏，22册，567页上、中。
[10] 徐文明：《四分律序辨伪》，载《佛学研究》，2010（总19期）。
[11] 大正藏，55册，21页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