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佛陀跋陀罗东来的邀请者，僧肇（384—414）似乎另有解释。
据元文才《肇论新疏》卷二：
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什法师于大石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深）旷（远），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不）懈，邕邕（和）肃肃（敬），致（尽趣）可乐矣。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详），若睹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胡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领公者，支法领也，据远公传，似远公弟子，亦远公使之令去西域，华严梵本等皆此师寻至，恨无正传，《华严大钞》略述元由。请大乘禅师者，即佛陀婆陀罗，此云觉贤，据本传，智严所请。以贤学禅业于罽宾佛大仙，严亦学，此固请贤行以传其事。弘始中入秦，于瓦官寺教习禅道。江南慧严、慧观、关中玄高等，皆从师受，论主亦在中矣。[7]
依照文才的解释，僧肇《答刘遗民书》此段意思是，慧远门人法领从西域还时，不仅带来了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还请来了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由于法领的努力，东西交通，人法俱至，功德无比，因此僧肇赞其为“千载之津梁”。当然僧肇对法领的赞美，还暗含着称颂慧远的意图，因为法领为远公门人，而且其西行求法也是出于远公的授意。
这一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僧肇的原意，还值得探讨。依《答刘遗民书》，僧肇前文称颂秦王“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堑三宝，弘道是务。由使异典胜僧，方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于兹土”[8]，是将“异典胜僧”的到来归功于秦王，而且“胜僧”前来的邀请人似应是秦王，未必是说法领。
当然两种解释都能说得通，难说孰对孰错。据《四分律序》：
自大教东流，几五百载。虽蒙余晖，然律经未备。先进明哲，多以戒学为心，然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圣踪，难以致尽，所以怏怏终身，西望叹息。暨至壬辰之年，有晋国沙门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险，庶弘道于无闻。西越流沙，远期天竺。路经于阗，会遇昙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体博闻，明炼经律，三藏方等，皆讽诵通利。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还。以岁在戊申，始达秦国。秦主姚欣然，以为奥宝冥珍嘉瑞，而谓大法渊深，济必由戒；神众所传，不可有阙，即以其年重请出律藏。时集持律沙门三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出。即以领弟子慧辩，为译校定，陶炼反复，务存无朴，本末精悉，若睹初制。[9]
如此法领是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壬辰之岁西行求法，回国时路经于阗，在这里遇到昙无德部三藏大师佛陀耶舍，便在此地广集诸经，与佛陀耶舍共返，以义熙四年（408）戊申岁即弘始十年到达秦国长安，受到秦王姚兴的崇敬，便于其年请出律藏，以法领弟子慧辩为传译，集持律沙门三百人于中寺出《四分律》。
依照此说，大乘禅师佛陀跋陀罗，持律三藏佛陀耶舍，毗婆沙师昙摩耶舍、昙摩崛多，应当都是法领一起请来的。此序非僧肇之作，乃唐人所为[10]，但所载法领出发及东归时间可能有出处，值得参考。
虽然佛陀跋陀罗毅然东行主要是由于智严的邀请，但也不排除其前同样受到法领的邀请，后来他来到庐山，与法领的交谊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三、法显归国后和佛陀跋陀罗一系的交往
法显在西行求法时便和后来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智严、宝云等来往，此系之中可能还包括与智严同行的慧简、慧嵬以及从于阗和胡道人单独前往罽宾的僧韶。虽然他未曾到过罽宾，但也可能听说过佛大先及佛陀跋陀罗的名字事迹，故对其一系并不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