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副为北方人，他早年求学时恰恰在达摩北上传法之后。当时在中原一带传授禅法的达摩禅师只有菩提达摩一人。《高僧传》卷三提到出自罽宾的“连眉禅师”昙摩密多（356—442），也可以称为达（昙）摩禅师，不过这个达摩禅师于宋元嘉十九年（442）便入灭了，时代太早，而且他未曾到中原传法。《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慧胜传》确实提到还有一位达摩禅师，言其“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8]。不过慧胜为交趾人，住仙洲山寺，他所从学的达摩禅师也在交趾传法，根本未到中国（依现在版图），更别说是北方。北方后来确实还有一位达摩，据《续高僧传》卷一，“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大冡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9]这个达摩不一定是禅师，而且他来华的时间是周天和年间（566—572），与僧副求学之时相去八十多年。
这位达摩善明观行，乐居岩穴，又学问深博，重视经论，与菩提达摩并无不同。从僧副的言行来看，他与达摩一派的门风完全一样。他乐处山林，不贵广厦，“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咫尺宫闱，未尝谒觐”[10]。看来他是一个严格的头陀行者，除了必备的三衣外物，没有其他的财物，并且按时进入市里乞食。他坚持达摩一派不近王侯的作风，对于近在咫尺的皇宫从来不去礼觐，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虽然梁武崇奉，公主归信，天子敕赠，湘东为碑，在达摩门下是罕见的礼遇，与官禅有似，但这一切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秉政之初，便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他在天监之初又从西昌侯萧渊藻出行西蜀，使蜀地禅法自此大行。他从蜀地归来后复居开善，又终于此寺，看来他与开善寺颇有缘分，而开善寺又与志公关系密切，志公卒葬于钟山，“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11]。如此看来，僧副与志公曾共住一寺，颇有来往，或许是由同门之故。
除僧副外，达摩门下还有法聪（468—559）自北至南。对于这一问题，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初探》一文曾有专门的研究，指出“法聪无论从时代行迹还是宗风法门来看，都应属于达摩宗系，为达摩早期的弟子”[12]。法聪主要在襄阳、玉泉一带传法，为荆楚禅宗领袖，门人众多，影响很大。法聪“一生受到梁武帝、后来成为简文帝的晋安王、成为元帝的湘东王、后梁宣帝四位皇帝的崇奉，如果加上一度称帝的武陵王纪，就是五帝之师了”[13]。这在达摩门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达摩在北方虽然得遇僧副、法聪等门人，但他遇到的利根不是很多，虽然影响也很大，但离他自己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弟子僧副等人在南朝的成功对他也是一种启发，号称“皇帝菩萨”梁武帝对佛教的尊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佛教在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当时北魏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过他们对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就和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了。达摩已到晚年，却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人，即使有些弟子比较出色，但寿命不长，难当大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于普通八年（527）再次南下，想在南方寻找大根大器，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