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即志公的行迹忽变与达摩的指点有关，他接受了达摩的头陀行，但又有大胆的变革，即行之于都市，不限于山野林间，这种做法自然给人以新奇甚至不可思议的感觉，乃至有危行动众之嫌，不过志公行之不疑，体现了达者的胸襟和风范。志公于齐建元间（479—482）始示异迹，分身数处，暗示吉凶，这应当是他受达摩多年指教，行之有效，故得神通。
对于志公的神异行为，齐王室是又敬又怕，武帝曾经以“惑众”的罪名将之关进狱中，在他坐牢时，文慧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又送食于他，看来王室内部在如何处置他方面意见不一。由于他在狱又示异迹，武帝最终还是将他释放出来。后来他多次分身数处，预事必中，又通他心，是以朝野僧俗都事之如神。然而朝廷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时禁其出入。直到梁朝建立，开明且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才解除了对他的禁令。
齐武帝对宝志的态度不知是否影响到达摩。达摩于齐永明四年即北魏太和十年（486）渡江北上，或许与此有关。因为神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因此扩大影响，也有可能为此受人猜忌，是故达摩本人虽有神通，却很少示现。
宝志是否为达摩弟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在后世禅门看来，他确实是禅宗中人，从《景德传灯录》收录的宝志的著作来看，与禅宗的作品几乎毫无二致。
总之，达摩最初在南朝传法的十九年，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所传弟子可能不是很多，至少后世有明确记载的很少。他不得已北上，将活动的重心移向北朝，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
虽然达摩在南朝的传法不一定特别成功，但达摩一系在南方的发展却是连续进行的，甚至在达摩本人来华之前，他的弟子就已经开始在此活动了。据《高僧传》卷十一：
慧览在达摩来华之前便在南方传授禅法。他先到四川，又到广东罗浮山，最后被宋文帝请到京城，先住钟山定林寺，后住中兴寺，京邑禅僧皆从之受业。可以说，慧览的传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既受到朝廷的支持，又得到名士贵族的尊崇，京城一带的禅僧都拜其为师，成为京师禅学领袖。
慧览在罗浮山天宫寺的传法尤其值得重视。罗浮山自晋单道开以来，便成为佛教名山，很多高僧于此住锡。慧览使此山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三祖僧璨临终之前到罗浮参访，神秀等人也曾到山，这足以体现了慧览于罗浮的结缘在开创广东禅宗方面所作的贡献。
慧览的成功是不是达摩决心来华的动因之一，难下定论，在慧览于东大明中（457—464）去世后不久，达摩本人便来到中国南方，这不一定只是一个巧合。达摩虽然离开了南方，但他并没有忘记这里，更没有想到放弃南朝。是故在他离开不到十年间，他的弟子僧副便自北而来。
关于僧副与达摩的关系问题，部分学者如杜继文先生等表示怀疑，以为“不论从僧副的经历，还是从其禅法内容看，与菩提达摩都不甚衔合，这个达摩或另有其人”[6]。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说明。
僧副为太原祁县人，他**定静，寻师访道，“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