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一系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禅学宗派之一，其活动范围也是最大的，遍及大江南北，四方三国。由于达摩后来主要活动于北方，是故达摩禅宗被认为是北方禅系，对其在南方活动的情况重视不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达摩大师本人不仅在南越（今广州）登岸，还在南方传法十九年。由于《宝林传》和《景德传灯录》没弄清达摩来华的确实时间，误认为梁普通八年（527）丁未岁就是达摩始至之时，使得后世产生了达摩只是匆匆过境、在南方并未停留多久的错觉，而且由此造成了达摩在华只有九年的假象。
总之，达摩绝不可能于梁普通八年（527）始至，僧传“初达宋境南越”是正确的。据此达摩初到南方便停留了十九年之久，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对这期间达摩具体的传法活动记载很少，但他并非匆匆过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达摩与求那跋陀罗（394—468）的关系值得重视。求那跋陀罗由“遇见阿毗昙杂心”而“深崇佛法”，故达摩早期的著作《杂心论》为其学佛之诱因，他在印度是否曾从学于达摩不得而知，但在晚年在中国得遇大师肯定让他倍感惊喜。两人不仅是相遇，可能还有较多的交往。达摩后来虽在北方传授禅法，却明确宣布支持南朝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楞伽经》，对于当时在魏国势力很大的菩提流支的十卷译本不予采纳，这肯定不是一个随便的选择。四卷《楞伽经》的翻译是很严肃认真的，“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1]是故此经是求那跋陀罗与宝云、慧观三人合作翻译的，其中精通梵文的宝云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相互商议，往复讨论，故文理克谐，妙得经旨。慧观、宝云都是佛陀跋陀罗的弟子，因而都属于达摩系统。净觉在《楞伽师资记》中记载求那跋陀罗的大段法语，肯定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很可能采用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求那跋陀罗虽然不可能是达摩的老师，但也是早期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达摩与神僧宝志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宝林传》卷八记载了宝志在监修高座寺时与寺主灵观的对话和谶语，《祖堂集》《天圣广灯录》因之。据《天圣广灯录》卷六：
寺（时）志公修高座寺，谓寺主灵观曰：“名灵观否？”
答曰：“凡情不测。”
志公曰：“从西有大乘菩萨，今入国中，非久而出。”听吾谶曰：
“仰睹两扇，低腰捻钩。九鸟射尽，唯有一头。
至即不至，要假须刀。逢龙不住，遇水即逃。
灵观闻已，默而志之。[2]”
《天圣广灯录》卷六之末又载：
志公尝有言曰：“帝遇而不遇也，此是传佛心印，即观音身也。”[3]
由于《宝林传》等坚持达摩梁时始至，故记事多有错谬，但言达摩与志公有所交涉是不错的。志公监修高座寺不知何年，要之肯定在天监十三年（514）入灭之前，这就充分显示了普通八年（527）来华说的荒谬。
志公以为达摩为观音再世，大士化身，是传佛心印的祖师，足见他对达摩相知之深。非但如此，宝志与达摩应有更深的因缘。据《高僧传》卷十：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敬事之。[4]
值得注意的是，宝志初显异状之时，恰是达摩来华之始。前文已述，达摩于宋泰始三年（467）来华（也有可能更早），恰在泰始之初。从宝志的行迹来看，像是一个标准的头陀行者，只不过是不在山间、而在闹市而已。其留发、持锡杖、跣行，种种作为，与后世习见的达摩形象极其相似，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