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弟子众多，知名者有僧副、昙林、道育、慧可等，传其法要者为二祖慧可。慧可是使最上乘禅法得以植根中土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使印度禅宗成为中国禅宗的杰出禅师。菩提达摩带来了最高明的最上乘禅法，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弘化，试图使之在中土发扬光大。然而由于当时中土道俗对大乘思想还停留在“见闻转诵”和“悟法解义”的水平上，根本谈不到实修实证，在修证方面盛行的还是传统的五门禅法，一般僧众还是习惯以神通法术的高低来判断禅师的道果，就连大乘禅法的初门——念佛法门亦未得到普遍的流传和奉行，菩提达摩骤然传播最上乘禅法，“多生讥谤”也就不足为怪了。
达摩在世之时，由于他是来自印度的高僧，年高有德，受到的只是言语上的讥谤。且他多年驻锡少林，与佛陀禅师交好，佛陀门下自然不会为难他，《宝林传》所谓达摩为菩提流支、光统门下所害，六度遇毒，未必实有其事。而至慧可之时，所遇到的就不只是义学之士的不齿，而是确确实实的人身迫害了。达摩、慧可不结交帝王，毫无政治势力，一旦对方借助官方力量对之加以迫害，就只能束手受之了。慧可一方面要忍受残酷的人身迫害，一方面在禅法上对抗僧稠一系，在教理上对抗地论师及小乘成实宗、毗昙宗，其处境之艰难、其定力之深厚、其意志之坚韧、其知见之渊博、其戒行之精严、其智慧之浩大，都是独步千古，人所难及的。
慧可一方面继承了达摩的禅法、心要，虽处境艰难而矢志不改，一方面又以各种形式对之加以弘扬、传播，使之更易为人接受。他甚至以歌吟民谣来宣传达摩禅法，这就使之易于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有利于最上乘禅法的传播，他还对达摩禅法进行了调整和发展，更注意以教言禅，以当时已为大众普遍接受了的大乘经典、教义（尤其是般若三论一系）说明己宗的义理和意义，缓和己宗与当时义学诸派的对抗。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扩大了达摩禅的影响，并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弟子，使己宗悄然在民间立下了根基，使中土禅宗得以生存、维持并渐渐发展。
三祖僧璨为慧可弟子中的杰出者。由于时事艰难，环境险恶，故一得法便不得不佯狂市肆，隐迹山林。他长期隐居于舒州司空山，又至罗浮山，皖公山等地，一生隐迹深山，故知者不多，其事迹亦不见史传，但他在山中继续传道，保存禅宗一脉，为后世禅宗的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由他开始建立了传道山林、不入市肆的门风，为后世所依行，这对后世禅宗不受世俗影响（如灭法之害）、传灯千载不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慧可、僧璨时期，是社会变动较大（南北东西方的对立及朝代的改换、周武灭法），各种宗派继起的时期。除僧稠、僧实两派弘扬禅法之外，还有南北两道地论师的兴起，南方真谛系摄论派的产生，毗昙宗、成实宗的盛行，净土宗的萌生，三论宗和天台宗的创立与发展，乃至三阶教的创行。其间小乘与大乘、禅定与义学、空宗与有宗的对立斗争十分复杂剧烈，有关佛性“本有”（现有）与“始有”（当有）的争论也极为尖锐且影响深远，心性“本觉”思想也由此建立。因此这是中国禅学史及整个佛教史上各种冲突融合并时有新理论建立的时期，同时也是“伪经”竞出的时期。禅宗一方面经受住了各方面的对抗和考验，一方面又从各派理论中吸收了不少营养，从而使自己的禅法更趋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