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求者，即不贪著。一方面，“万有斯空”，故无可愿乐，一切外境皆是虚幻，无物可求。另一方面，自身是苦，三界如同火宅，故人及其生活的世界是无边苦难的，亦不可贪著。因此智者安心无为，息想无求。前两行明外缘不入内心，此行明内心不住外缘，内外不动，故能安心。
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安心无为，才能称法而行。因为己心不动，才能破除分别妄想，显发本心正智，由斯正智，才能悟解万法实相无相，知分别二见之虚妄。此处性净之理，并非“含生同一真性”之意，而了知法无自性，“众相斯空”。由诸法性本清净，远离杂染我见（法无我），修行者才能“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由于法性本空，无悭无吝，修行者了达此理，故能心无吝惜，布施身命。所谓三空，即《金刚三昧经》第五入实际品所云“空相亦空，空空亦空，所空亦空”，强调一切皆空，不取一相，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无行之行，才是称法之行。是故称法行主要依据般若空理，明万相皆空，故无行为行，露出“虚宗”面目。无相无行，心自安然。四行先明自心不受外缘，次明自心不外求物，最后明境界悉空，无可执著，终归安心。
以上所述，是根据直接的原始材料分析达摩的禅法和思想。此外依据达摩见梁武帝公案及道宣《习禅篇论》可对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坛经》中记载达摩见武帝，武帝问道：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言：实无功德。六祖对此加以肯定，并说明造寺度僧只是修福，不可谓功德。达摩认为武帝所为并非功德，是因为其所为是外在的善业，不是内在的智慧，不是自觉圣智。《达摩多罗禅经》云智慧为功德，此与达摩的思想及六祖的解释是一致的（见宗宝本《坛经·疑问品》）。后世更加上武帝问圣谛第一义等语，不足深论。
道宣《习禅篇论》对达摩一派颇有微词，其言道：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所）慕，则遣**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1]
说明达摩传法的中心不仅在嵩洛，更至江南一带，与领袖“中原定苑”的僧稠、僧实相对应。道宣认为，达摩的弟子玉石并存，杰出者少，达摩禅法的倾向是破遣一切，立义是强调修习智慧功德，轻视舍弃免罪修福的有为小善、因果报应。这与上述达摩思想是一致的。道宣还将达摩与僧稠两派进行了比较，认为“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以为达摩禅禅法属于“虚宗”，大而无当，深而难习，反不如僧稠一派。在《法冲传》中，言达摩所传“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并号“南天竺一乘宗”，强调一味一乘，不执言教，以破除分别二见，无念无得为枢要，以正观直如为宗旨。总之，在道宣看来，达摩禅与大乘中观派般若空宗有关，是强调玄理、不执名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