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大义，是述禅智并重，定慧双开。虽然众生根性天分不同，但都必须依照系统方法次第修行，这样才不会乱套，也能事半功倍。守静返本，则其造诣极高，明察幽微，即便是学识渊博者，也难以明了，表示习禅入静的意义，以述寂而能照、由禅而智之义。下面明述寂照相关之理。禅即是寂，为寂灭之体；智即是照，有照察之用。习禅无智，就不能达到真正的清净寂灭；智若无禅，就不能完全发挥照知之用。二者是相济相成的，不可分离。二者相互结合，能够妙应万物，能使种种运动着的事物归于寂静的一体，而了知群有无常变动，空而无实，故知其不有（表示寂），能明察未有形体的大象、知其不无（表示照），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高级境界。因此练禅者以禅智并用来静心摄意，学智者以寂照双行来穷神知化。
慧远这种用寂照相即解释禅智并行，以体用动静来阐发止观定慧的思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通过这一解释，使小乘禅数得以与大乘般若相融合，同时也使印度佛教转换为宜于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融入中国文化大河的中国佛教。后世天台宗、禅宗亦多以此融通止观，倡定慧双修。在序文最后，慧远通过对觉贤前辈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禅学思想：“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于法身，归宗一于无相，静无遗照，动不离寂者哉？”这表明慧远总合三乘、汇通各家、动静合一、寂照双行、从而归于一味，至于究竟的思想。
尽管慧远具有汇通大小乘禅教而自为一体的思想，但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还处于初传阶段，对许多派别、经典的理解还不可能做到完全深入，慧远的汇通大小乘禅教也只是停留在理想的阶段，并未变成现实。事实上慧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禅法，虽然他对觉贤所传禅法甚为服膺，但终未依之进行实修，这是由于佛大先所宗的五门禅法需要依照次第长期苦修，慧远没有时间和精力专务禅修，而达摩多罗禅法又需要对大小乘禅法和教义的真正融通，且尚未有完备的介绍（觉贤所传重在其师佛大先所认可的小乘禅法）。因此慧远最终选择了简明易行的念佛三昧进行修习，以期事半功倍，早生净土。
相传慧远曾邀集十八高贤成立“白莲社”，入社者达一百多人，同期净土，共念弥陀。莲社之立未必为实，但慧远修念佛三昧，愿生西方净土，则是历史事实。他曾作《念佛三昧诗集序》[2]，表达了自己的净土思想。他认为，三昧即是“专思寂想”，专思即一心不乱，寂想则神气虚灵，由此长期修习，则有凝神移性之用，更何况天分极高的人能够“己居坐忘”，禅寂至极，而且智慧极高，暗合大方，以此禅智，收获肯定更快更大。他还认为，菩萨初得果位时只是得清净寂灭之体，淳熟之后，引发神通，就能长短互变，大小相违，使日月星三光回光移照，令天地卷曲进入己怀，表明他对神通变化也相当重视。
三昧虽然多种多样，但“功高易进，念佛为先”。这是因为念佛三昧所缘之境是穷玄（智）极寂（禅）、神变无方的佛，由佛本愿之力，能令入定者忘却世俗知见，依待所缘诸佛而成能照之鉴，由此本心鉴照之用能现万象，不用耳目即能明察一切。由此虚灵能照之体，就能悟觉万法真相湛然一体，“清明自然”，知此能闻无声玄音之心，就能消除尘累，畅散滞情。由于念佛三昧还具有简明易修的特点，只要清心正向，专念佛土，昼夜用功，精勤不懈，就定能产生效用。此诗集中的作者，都是如此修行的“奉法诸贤”。念佛三昧又具有适用性强，上下九流皆可修习的特点，并且可以相互提携，共同修习。修习者应当前追先进，以求其牵引帮助（“拔茅之兴”）；下引后学，加以鞭策激励（“垂策其后”）。由此可知，其中诗文，非但有绚丽的文采，而且有超引众生同入净土的妙义。以上所述，为慧远序文大义。从中可以发见慧远对念佛三昧的理解及对其各种特点的揭示。念佛三昧本为大乘初期禅法，汉时已由支谶传入中国，但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经过慧远的大力提倡，念佛三昧及净土法门才开始成为为僧俗所惯用的修习的方法，净土一门影响日巨，导致后来摆脱禅定而自成一个专修法门，因此后世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卷9，343～345页，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2] 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