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几个问题，二祖何时入司空山或皖公山，在此居留多久，三祖何时何地始遇二祖等。《传法宝记》未言二祖隐居司空山或皖公山事，《楞伽师资记》亦然。《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则有“值周武灭法，遂隐居舒州皖山”之句，与房碑同，或房琯确受神会影响。由此可见，二祖隐居皖公山确实是在周武灭法之后，而三祖则在灭法之前就已经在此隐居了，二祖之所以来此大概与三祖及神定、宝月等弟子的迎请有关，因为此前他一直在北方活动。由于环境险恶，他们并未固定在一地，而是往来于皖公山与司空山等地之间，是以后世在司空山亦建有二祖道场[7]。
那么二祖在皖公山及司空山待了多久呢？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二祖“谓璨曰：‘吾归邺都还债。’遂从皖山至邺都说法。……经一十年，……又被毒药而终”[8]，因此从离开皖公山到二祖入灭为十年，如此二祖离开的时间应在隋开皇四年（584）左右，此时距周武灭法恰好十年。大概就在此年，二祖带着僧璨、神定等从司空山又回到皖公山，不久就离去返回邺都。《传法宝记》谓三祖“遭周武破法，流遁山谷，经十余年。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皖公山”，其“流遁山谷”，大概主要是在司空山一带；其所谓开皇初，大概指的就是开皇四年（584），时距周武灭法恰好十余年。
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
（二祖）值周武帝灭佛法，遂隐居舒州岘山。达摩灭后，经四十年外，重开法门，接引群品，于时璨禅师奉事，首末经六年，……密受默语，以为法契，便传袈裟，以为法信。[9]
达摩示灭于梁大同二年（536），四十年外，重开法门，即到了北周宣帝即位，再兴佛法后，时为大成元年（579），僧璨此后于岘山奉事六年，恰值隋开皇四年（584）。
僧璨的生年已不可考。若依《宝林传》，武成元年（559）时僧璨约四十岁，则其大概生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左右。其年他受了具足戒，则其僧腊应为四十五。他得遇二祖后，从学十余年，值周武灭法，便隐居司空山，隋开皇四年（584），与同学神定隐居皖公山。开皇十二年（592），正式开法，接引群品，收弟子道信。仁寿元年（601），与宝月、神定同往罗浮。仁寿三年（603），归皖公山，立化于树下，约八十多岁。
僧璨生逢乱世，终身隐居，故其资料最少。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宝林传》等，僧璨“萧然净坐，不出文字”，认为“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见《楞伽师资记》）。可见他是主张实证，反对执著文字的，这是慧可门下共有的宗风。然而《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信心铭》，云是三祖僧璨之作，由于《师资记》载其“不出文记”，故学者多疑之。但不执文字，“不出文记”亦并非完全不说法，只是不执著于文字语言，反对以文害义、以言妨修而已。不能由此执著，认为《信心铭》非三祖之作。即便不是三祖自作，其弟子录其言句，略加整理，亦可视为僧璨的著作，如达摩之《二入四行》、六祖之《坛经》等一样。且此铭文字简明，易诵易记，正合禅者之风，其思想亦与慧可一门一致，视之为三祖之作亦无不可。
此铭的中心是“一体无二”，与《金刚三昧经》相同。一体即真如本心，“二”即分别二见。一体即显示妙有本心，即如来藏，无二则扫除虚妄二相，即是般若空慧。此铭一方面继承《金刚三昧经》宗旨，以般若智慧为用，以扫除二见，一方面又进一步运用老庄玄学的思想，发挥无为自然之旨，强调任性逍遥，不取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