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此三说，虽然道信大业末年即居双峰，但是三祖于隋末离乱之时灭化的可能性还是基本上不存在的。独孤及《镜智禅师碑铭》谓隋内史侍郎薛道衡曾为三祖撰碑，薛道衡（540—609）大业五年（609）为炀帝所害，如此就排除了三祖大业末年灭度的可能。房碑所载只能是后来的传说。总之，三祖灭化时道信已于双峰开，并有弟子数百是根本不可能的，只可解释为道信于隋末带弟子前来为三祖修墓，而非三祖刚去世之时。而《宝林传》的大业二年说也有疑点，虽然《宝林传》举韶州清远县禅居寺有三祖大师堂，且有三祖于隋甲子年（仁寿四年）末在此居留一年的传说为证，然而这也许是后起之说，不足为凭。薛道衡仁寿末年为襄州总管，炀帝即位，迁播州刺史，炀帝忌其诗名，终夺其命。因此若薛道衡果为三祖撰碑，肯定是在其任襄州总管之时。皖公山距襄州地界不远，大概是薛道衡听到了三祖立化的神奇故事，故为之撰碑。三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游化为务，不近官府，且卒无荣嗣（道信当时并不出名），若无其地与襄州为邻的关系，是不可能劳动薛道衡这位当世文豪为之作碑的。如此三祖于仁寿三年灭化的可能性更大。
三祖始遇二祖的时间，早期禅宗史料皆未明述，最早见于《宝林传》，其云“于天平年中后周第二主己卯之岁，有一居士不说年岁，候有四十，及所礼拜”，又称三祖“以后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岁遇可大师”，这里讲的时间有些错乱，后周第二主即周明帝，己卯之岁即武成元年（559），非天平年，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三年（536）为丙辰岁，天平二年为乙卯岁。看来之所以误为天平年，是由于错将天平二年乙卯岁与武成元年己卯岁弄混。三祖于天平年遇二祖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据僧传，二祖于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传法宝记》亦谓二祖“后魏天平中，游邺卫，多所化度”，假如三祖此时就从学于二祖，那么他就是二祖门下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弟子，道宣就不可能不提到他。《传法宝记》亦先列向居士、化公、廖公等弟子，“自后门人滋广，开悟甚多”，才提到僧璨。《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称二祖于“达摩灭后，经四十年外，重开法门，接引群品，于时璨禅师奉事”，强调僧璨是在达摩灭后四十年外二祖重开法门时的亲传弟子。因此僧璨在二祖门下属于比较年轻的弟子，这也符合禅宗传幼不传长的惯例，是故其始遇二祖的时间在武成元年是可能的。《传法宝记》亦谓三祖“事可禅师，机悟圆顿，乃为入室。后遭周武灭法……”表明其得法是在周武灭法之前，可为一证。
依《宝林传》，三祖于己卯年（559）三月十八日在光福寺受具，当年归侍，经于二年，乃受付衣法，遇周武灭法，隐于皖公山十有余载，后渐出化，经二十一年，至隋开皇十二年（592）大集群品、广示正法，道信来参。受具的时间地点如此清楚，不知《宝林传》由何得知。据《景德传灯录》卷三，三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之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如此三祖在得法之后便隐居舒州皖公山，时在周武灭法之前。三祖在皖公山隐居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治愈风疾。房碑提到二祖将三祖隐于皖公山之阳，居此五年，风疾尽愈，不过却说是在周武灭法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