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能否认僧璨得的可能是麻风病，但亦有可能的是风流之疾。既然他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故染上此症的可能性相当大。他之所以幡然悔悟，就是因为身上的病已经相当严重了。从他“身有疮疾”、头上赤红等症状来看，大概已经是晚期了。这种病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极难治愈的，他的生活条件也使其难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他转而忏悔其罪，求救于慧可大师，这是非常自然的。
可大师不计其过，慈悲为怀，带其隐居舒州皖公山，经过五年的时间，他的风疾竟然真的好了，但头上的疮疤还是留了下来，被人呼为“赤头璨”。
璨大师早年有此经历，他不言自己的姓氏族里就可以理解了。那个浮浪子弟早已得病死了，没有必要让乡人知道他现在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一位禅宗大师，虽然浪子回头金不换，倒是教育失足青年的好典型，然而在禅宗屡屡为人讥谤，就连一生高洁的慧可大师都被诬为妖，让人活活打死的险恶环境下，在佛法屡遭毁禁的残酷现实中，说出这段事实不仅对大师本人不利，对于禅宗和佛教同样是极为不利的。然而尽管无人得知其身世详情，他头上的疮疤却是无法掩盖的，这段事实并未完全被抹杀，在舒州还是存在此类的传说，是以处士樊定超得以告知房琯，使之留下了蛛丝马迹。
由于薛道衡的碑文已经不存，无法知道樊定超所述是得自民间传说还是薛碑。然而有关此事的记载只此一例，无论是禅宗本身的资料中还是后来的独孤及碑中，就再也找不到类似的文字了。独孤及碑唯言大师身有疮疾，却完全不提到底是为什么身患此疾，将其早年经历一笔抹杀，这显然是为贤者讳。《祖堂集》将其疾释为“风狂”之疾，也是故意转移视线。一个“风疾”真是极尽巧思，一方面未曾妄语，避免了犯戒之失，另一方面也达到了为祖宗讳的目的，因为“风疾”可以有多种解释。
璨大师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不仅他的姓名族里不传，就连他的生卒也是如此。在早期的禅宗史料中，皆未道及其生卒时间，或是直言不知何年。只有在稍后的《宝林传》中，才为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传记，不仅明确了其卒年，还确定了其始遇二祖、化导道信等重大事件的时间。然而《宝林传》的可信度一向是受人怀疑的，前人未言，又未提所据，因此是值得推敲的。
房碑谓“光然后人兮示没于代，遭乱遂翳兮仅二百载”，独孤碑亦称“道存形谢，遗骨此山，今二百岁矣”，塔铭谓“大师迁灭，将二百年”，可见二百年只是一个略数。从隋大业二年（606）到唐大历七年（772）为一百六十七年，符合“将二百年”之说。然而《宝林传》的大业二年灭化说却与房碑有较大距离，未知孰是。
房碑谓大师迁化后“道信奔自双峰，领徒数百，葬大师于所居之处。时人始知道信得法于大师。尔时隋末崩离，不遑起塔”，明确三祖灭化是在隋末崩离之时，道信居双峰之后。大业二年（606）杨广初登大宝，天下尚无崩离之状，虽然勉强可称之为隋末，却非战乱纷起之末季。道信始居双峰之年，当为隋大业十二年（详见下章），然而这就与三祖大业二年灭化说势如水火。
三祖于大业末年示灭的可能性不大，房碑所述或可理解为大业末年道信居双峰之后，带领徒众前来为三祖正式下葬，当时正值隋末崩离，所以也只是葬于本处，未遑立塔。
房碑固然可作如此解释，《宝林传》所说的大业二年三祖灭化说也不一定成立。《宝林传》其出也晚，其述也悉，明确指出三祖于大业二年丙寅之岁入灭。那么这一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