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瓒依附头陀，行阿兰若法，所谓“阿兰若法”，即远离市井，避居山林等空闲处，坐禅修道，为头陀行之一种。然而阿兰若法虽为头陀行之一，但与一般的游化乞食又有明显的矛盾。印度僧众不事生产，乞食疗饥，头陀行对此的要求更加严格，但要乞食，就不得不进入村落市井，而且要求住无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滞留，这就与居于空闲坐禅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慧可的大部分门徒都严格遵行头陀游化的行仪，如那禅师坚持苦行，惟服一衣一盏，一坐一食，虽然周行乞食，却不入通都大邑，其弟子慧满更是如此，常行乞食，周游聚落，却一宿而止，无可滞碍，后世的法冲也是游道为务，曾无栖泊。这种游化乞食的方式虽然符合头陀行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完全不事生产，不合乎中国的现实；二是力量分散，形不成一定的势力，是故慧可弟子虽众，却因不近官府，人各一方而屡受打击，乃至不得其死，情足可悯。
慧瓒则认识到了这些弊端，改以山居坐禅的阿兰若法为主，虽然自身兼奉头陀，却又聚徒山林，安居结业。这种安居山林的方式与头陀的游化为务有别，可谓一项重大改进。这一改革可谓立竿见影，收效显著，很快慧瓒门下便“徒侣相依，数盈二百”，形成一支不小的势力。然而正在慧瓒一派蓬勃发展之时，却又“展转西游”，离开了赵州。或许正是其蒸蒸日上的势头引起了别派的恐惧与忌恨，施展手段迫使其远离故土。当时达摩慧可一派与佛陀一派矛盾极大，虽然周武灭法使两派皆遭打击，但势力巨大的佛陀一派很快便又沐春风，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雄踞北方的大宗，而达摩一派依然摆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甚至慧可本人也在开皇年间受迫害而死。慧瓒的西游并非一般的头陀游化，因为他已经改以山居坐禅为主，在封龙山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如此舍家远走，必有其故。也许是佛陀一系仍将其视作达摩一派，不肯放过，虽然他初具规模，但还不足以与佛陀一系相抗衡，只好远走高飞了。
慧瓒不得已离开了赵州，辗转西行，却为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代、并诸州，为东西两方交界之地，远离统治中心，稠实两派鞭长莫及，而其地又是佛教徒所向往的地方，灵山圣迹，遍布其间，士庶归化，法雨久润。他的禅法受到了当地道俗的欢迎，很快便“誉满二河”。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当时坐镇并部的秦王杨俊的支持，受请住锡太原蒙山的开化寺，成为名重一时的大禅师。他的不得已的西游获得了出乎意外的巨大成功，使他真正成为名震四方的一派宗主。大概由于秦王杨俊的推荐，他又在仁寿年间受请入京传化，住在文帝为追荐献后亡灵而建的大禅定寺中，使其达到一生荣誉的顶峰。但他本人并不习惯于这种养在金笼的生活，不久便被终南山龙池寺的和尚请去传法了，最后卒于山寺。
慧瓒本人的禅律并重、住行自在的禅法思想固然重要，也得到了当时社会各方的肯定，但他最大的贡献还不在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成为净土宗和三阶教两大宗派的渊源所在。
慧瓒弟子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志超，就连道宣也曾从之受教，但志超“匡赞之德，乃跨先谟；弘训之规，有沦其绪”，虽然化行广大，私度千人，但是训诫不足，身后寂寥，未有继其志者，以致身亡道丧，法脉不永。然而慧瓒的法统并未因此断绝，主支虽止，旁支纵横，由其弟子道绰开出了净土一脉，由其弟子信行创立了三阶一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