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瓒出家较晚，受具更迟，直到近知命之年才开始弘法授徒，属于大器晚成之类。在此之前，虽然他承秉玄奥，器宇非凡，但一直以一个学僧的身分随方求道，四处游学，尤其重视戒法，故至以律学中心名闻天下的定州居席听律，然而主讲的律师言行相违，连所谓宝戒都觉得难以奉行，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一怒之下，将随身携带的三百钱掷向讲者，表明此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之人。周武灭法，他和当时北方许多僧人一样，避迹江东。在那里，他受到了南方义学的熏陶，学识更进，但他由于早蒙传授，对于江东的义学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择而取之，学而为己，故加以改造吸收，取其精髓。虽然他不事浮华，成名较晚，但他早得大法，又经过游学南北，道体潜运，神器已成，为以后的开法传教，名重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弘重佛法，慧瓒便返回故土，正式开始传法授徒。他在赵州西部的封龙山上安居修禅，指点学徒。依照僧传的记载，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以一个学僧的身份游学求道，并未像昙迁那样结交名僧，誉满南北，他又凭什么吸引学徒，开法传教呢？他的学识道德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这只能见崇于近者，不可受知于远人，因而或许在他传法之初，他的“承秉玄奥”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他的教法颇有特色，从他的“大小经律，互谈文义”来看，一是表明他的融通教典的意向，同时也可见其学问之渊博。而他的强调实行，以戒为主，一方面表明他的三学并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的他的“理事符允，有契常规”，他不再是那个血气方刚，一见不平便拍案而起的学僧了，而是历经磨难，八风不动的一代宗师了。为了传教的需要，为了避免三师坏法，内部不和，为了不授人以柄，他不仅自遵戒法，行成众范，而且约束学徒，一门齐肃，行事稳重，不违常规，因而赢得了远近上下的尊重，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禅派。他重视慧悟，而在开悟学徒之时又以不执著为先，《道绰传》赞其“清约雅素，慧悟开天”，又云道绰从其“修涉空理，亟沾徽绩”，这充分表明他不仅运用大乘空宗妙义促令学徒觉悟，并且很可能强调顿悟，这与后来的禅宗是极为接近的。
定慧双修，禅智并重，这是当时流行的禅风，僧稠禅师也曾著有《止观论》二卷，但对定慧、止观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而慧瓒的“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则颇与禅宗一致。所谓“念慧”，即同定慧，《续高僧传·慧思传》云“念慧相须，譬诸轮翘”，是言定慧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续高僧传·习禅篇》论又云“禅智相遵，念慧攸发”，将念慧与禅智相对应，足明其意。慧瓒身依头陀，修身之道也；心思念慧，安心之法也。安心要须定慧，慧悟入理，心如明镜，始可安心，故安心之道，先须明心，明心之道，法依为基；明心之后，还须静心，妄识鼓浪，心镜难明，除却外缘，八风不动，方得坚心，欲得坚心，坐禅为要。慧瓒及其高足志超皆以坐禅教示学人，与达摩一派一致。所谓“识妄知诠”，是了知因缘外境之虚妄，言诠方便之非真。外缘无实，无得无失，故违顺风静，心无动摇。方便非真，故随立随遣，无得正观，直念真心，不在话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