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慧瓒主张教禅一致，以教验禅，“心用所指，法依为基”。可见他主张在用心参禅时要依据教法，不可盲目用心，以免错路。《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亦称慧瓒“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规”。如此表明慧瓒在参禅和开悟时都强调依据教法，这在“顷世定士，多削义门”的形势下尤为难得。当时北方沙门多以禅诵为业，轻视义学，致使坐禅者往往不明经义，走入歧途。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论称：“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往繁焉。”对于当时禅僧不思经义，依据道听途说修习，还自称得到佛传极旨，对他人出言相讥的时病，道宣作了尖锐的批评，而对于慧瓒一派的依法修习、不违常规大加赞赏。慧瓒一派的作法正是早期禅宗的宗风，达摩强**禅一致，定慧并举，“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并嘱令后世依据四卷《楞伽》参禅行道，使得慧可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人常赍此经，以为法要。
其三，慧瓒特别重视戒律，“嘉尚头陀”。慧瓒受具之后，便偏重戒律，并在当时的律学中心定州学习戒法，参予律席。而当时主讲戒律的法师在讲至宝戒时却言道：此事即目，卒难制断如何？意为看到金银珍宝便难以避免贪欲。慧瓒一闻，薄其为人，便从身上掏出三百钱掷向他，转身离去。慧瓒开法授徒之后，更是“宗重行科，以戒为主”，“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不知他的“行科”是否与入道四行有关，但奉行头陀确实是禅宗自大迦叶以来的传统，达摩及其后人都守之不失。慧瓒不仅自身奉行，还以此课徒，其高足志超不仅戒行精严，还至定州采集律藏，括其精要，成为律学大师。早期禅宗特别强调戒禅一致，慧可以下至那、满诸人皆勤修头陀，持戒甚严，只是到了双峰道信之后，由于传法的需要，才山居集徒，别立禅林，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戒法上也不得不有所改变，“排小舍大，独建一家”。在此以前，禅宗尽管号称大乘，所奉行的却是被称为小乘的头陀戒法，而且言行一致，自律极严。
其四，慧瓒的行仪风范也与达摩一派颇为接近。他受具之后，随方听略，不存文句，与禅门“专唯念慧，不在话言”、强调智慧、不重形式的作风一致。在避地南陈之时，他亦流听诸师，咸加芟改，表明自有主张，不随流俗。在解释经义时，他也是注重发挥，不拘一格，所谓大小经律，互谈文义，表明他特别注重在理解的基础上自由发挥，并不拘泥于所谓大小半满的界限，虽然道宣未将他与“排小舍大，独建一家”的后期禅宗归为一类，其实他的融通大小乘经律也有会合二者、自创一派的意思。这种对经文的自由解释是禅宗的特色，慧可便因按照己意重新解释四卷《楞伽》，创得纲纽，另立新说，而受到魏境文学的排斥和打击，甚至遭到人身迫害。后世禅门在引述经典时也惯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并不拘泥于经文的原意。
慧瓒的禅法行事与达摩一派相近，而与专行念处的僧稠一系差别较大，虽然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慧瓒出自达摩一派，但根据以上论述，足可证明他受到了达摩慧可一派的影响，也许他不是慧可的嫡传弟子，但肯定接受过慧可或其同宗的指点。慧可游化河北数十年，门徒众多，单是僧传记载的就有十几人，所谓“卒无荣嗣”，并不是说他后继乏人，只是表明他缺乏得到朝廷尊崇的所谓的“名僧”继其道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