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续高僧传·辩义传》明明说僧璨仁寿四年前便已去世，《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等禅宗史料亦与此相符，《宝林传》却偏要极力证明三祖卒于大业二年（606），这有可能是因为大业三年道信于吉州受戒，《宝林传》想由此说明这两个事件的连续性。
其四，《景德传灯录》谓道信于大业十三年吉州受度，也有可能所用史料衍出一个“十”字。
以上证据都不是绝对的，但联系在一起就比较有说服力，即便不中，也不会相差太远。
今人何明栋先生在《四祖道信江西行履述略》[5]中依据江西地方志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言隋大业十三年“广东梁尚慧为首的造反队伍进入江西，至吉州时围城达二个多月之久。当时正在庐山大林寺修持教徒的道信，得到消息后，立即率徒众飞奔吉州”。若然，则大业三年说不可能成立。运用地方志研究佛教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其中往往有正史所缺载的有价值的材料，但地方志多成于后世，包含了不少传说的成分，其可靠性也是值得推敲的。梁尚慧围吉州是否合乎史实难下定论，即使是实，是否就是四祖解围的那次也不能确定。依照本传，道信是在解围之后欲往衡岳，路过江州，而为道俗所留而始居庐山大林寺，《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亦称道信吉州得度后，“乃来至庐山峰顶上”，何先生依后世史料则将这一顺序颠倒过来，改为先住大林、后解吉州之围，这样倒是避免了与住双峰三十余年的时间冲突问题，但否定道宣与神会的记载，须有更加可靠的原始资料方可。
何先生引韩溥先生之说，道是道信“大业四年（608）邂逅九江遇弘忍，收为弟子”，携之同登庐峰，居上大林寺十年，按照一般的记载，弘忍七岁遇道信，当为大业三年。依此，道信大业三年遇弘忍，同年居大林，则吉州围城必然发生在此年，就在同一年，先遇弘忍，后解吉州之围，再住庐山。
据何文，道信在解围之后既未返庐山，也未回司空山，“而是到了吉州府城外数十里的泰和”，在距县城西南30多里远的潮山结庵修行，当地至今尚有“四祖岩”、舍利塔等遗址。道信是否到过泰和的潮山难下定论，因为缺乏原始资料为证，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也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若此事为真，则道信直到唐初尚在泰和，他就根本没有可能住止双峰三十余年。
杨富学先生在《敦煌本〈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6]一文中对吉州围城一事提供了新的解释，其所校写《弘忍传》如下：
唐朝第五祖弘忍禅师，俗姓周，黄梅人也。七岁事信大师，年十三入道披衣。其性木讷沉厚，同学轻戏，默然无对。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卅年不离信大师左右。身长八尺，容貌与常人绝殊。得付法袈裟，居冯茂山，在双峰山东，相去不遥。时人号为东山法门，即为冯茂山也，非嵩山是也。
时有狂贼可达寒、奴戳等，围绕州城数匝，无有路入，飞鸟不通。大师遥见，来彼城，群贼退散。遞相言：“无量金刚执杵趁我，怒目切齿，我遂奔散。”忍大师却归冯茂山。
这一资料带来不少启示。此围城事件发生于何时何地，谁是解围的主角？杨富学认为这段文字是“传文作者误将道信大师事窜入弘忍传中”，实际说的依然是大业十三年（617）“广东梁尚慧起义军由南向北进入江西，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时，围城达两个月之久。当时正在庐山大林寺修持的道信，闻讯后立即率徒赶至吉州，以佛教徒特有的方式解了吉州之围。这在乾隆年间修《吉安府志》和光绪年间修《江西通志》中都有记载”，其说与何明栋相近。
杨富学认为，文中所载与《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传法宝记》中所载道信事几无二致，因而是与道信事相混，并引《传法宝记》所载为证。这一说法其实值得商榷。不必远求之于他书，《历代法宝记》本身就有关于道信事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