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祖前往罗浮的两三年中，道信可能留在皖公山。三祖回来不久就灭度了，此后道信“游方施化，所在为宝”（《传法宝记》）。他游化的地方，大概是在皖公山周围，也可能包括他的家乡蕲州。此后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吉州受度。虽然他已经受了具足戒，但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准许，没有正式的度牒，还只是一个私度僧人。
获得正式的僧人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游方的禅僧来说尤其如此，许多著名僧人直到终老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按照僧传与《传法宝记》，道信是先正式出家，由于“附名住吉州寺”，才到吉州的，其实也完全有可能颠倒过来，即因为他帮助解了吉州之围，才得以成为吉州寺中的正式僧人。《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即谓道信“得嘱已，遂往吉州。遇狂贼围城，经百余日，井泉皆枯。信禅师从外入城，劝诱道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其时遂得狂寇退散，井泉泛溢，其城获全。便逢度人，吉州得度”，说得很清楚，正是由于道信有全城之功，才顺利得度，成为正式的合法僧人。
对于吉州受度诸书记载相近，道是吉州被贼围困七十余日，井泉皆竭，十分危急，此时道信大师自外入城，马上井水就恢复了，太守向他求教解围之策，他劝众念般若，结果城外贼人见城上四角出现金刚力士，于是群贼奔散，一城之众获全。
这个故事非常神奇，显示了道信大师的法力神通，然而对之进行历史的阐释更加合理。其实围城的不一定是打家劫舍的贼人，有可能是前来请愿的农民。如本传记载，“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群贼即散”，看来他们围城的目的就是要见刺史，因而虽然看见力士十分恐惧，还是未改初衷，但听说让他们入城晋见，他们还是没有这个勇气，而是分散走了。
道信大师也不是帮着刺史欺侮农民的御用僧人，而是一个调解人。既然城围甚严，道信怎么能够随便进入？虽然可以说是他用了神通法力，但还不如说他进城是得到了请愿的农民允许，或者说可能负有使命入城，他一进去，井泉即复，不如说他先代表围城农民答应不禁止水车入城，而劝众念般若，不如说是让刺史及城中富豪多发慈悲之心，答应救济城外农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既然请愿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农民自然解围而去。
这一事件发生于何年，僧传没有明确记载，《传法宝记》说是“至大业度人，配住吉州寺，属隋季丧乱，群贼围城七十余日”，既言大业中，又称隋季丧乱之时，看来只能是大业末年了，《景德传灯录》则直接说是大业十三年（617）。其实大业中是对的，但说是末季丧乱之时就不对了。一是丧乱之时不可能还“访贤良，许度出家”，二是若说是大业末年，则此后十年居庐山，又三十余年在双峰，时间就对不上了，道信至少活到显庆二年（657）才行，而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大概因为围城之事，后世便误认为是末季丧乱之时，其实围城的只是请愿的农民，故容易解散，真到末季，天下崩离，就无可救助了。
按照本传，此事必须发生在大业七年（611）之前，即吉州受度应当在大业元年（605）至七年间，而最有可能是在大业三年（607），证据如下：
其一，《宋高僧传·弘忍传》称弘忍（601—674）七岁得遇道信，弘忍七岁时为大业三年，道信有可能是在前往吉州的路上经过黄梅、遇到弘忍的，此前他有可能一直在皖公山周围游化。
其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录有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诏于是年“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可见其年国家确实度僧，且共一千人，名额算是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