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可是有可能编撰此经的。《续高僧传·法冲传》提到达摩禅师将《楞伽经》传布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表明慧可曾依《楞伽经》而作，如讲到五法、自觉圣智、如来禅等，并会合般若空宗与佛性有宗，与《楞伽》宗旨一致。道宣以达摩一系为幽玄之“虚宗”，此经言无相、无相、性空等义，正合虚宗之义。又此经言如来藏会合真空与妙有，亦与慧可思想一致。此经总持品有“法若如是，法则无待；无待之法，法应自成”之句，特引庄子之“无待”，慧可早年精通老庄之学，如此直用老庄之义，正显示了慧可以经教为方便而不顾及内外之别的特点，这也许正是魏境文学多不齿之的原因之一。
此经亦言“本觉”，故与《起信论》有关。元晓对此经与《起信论》在理论方面的关系理解很深，其著《金刚三昧经论》，便多以论（《起信论》）解经（《金刚三昧经》）。慧可编著此经亦是为了从理论上对抗地论师，其时地论一派尤其是慧光南道人才辈出，又与朝廷关系密切，在理论上又有慧光、法上等著经疏，颇多建树，故势力很大，如日中天。慧可一派势单力孤，没有官府的支持，又时常遭受僧稠一系的排挤和打击，为了使己宗得以生存发展，就必须在理论和禅法方面显出殊胜，压倒对方。慧可不愿像慧光、僧稠一派一样亲近帝王，结交官府，就只能力求在理论方面显出特色、吸引民众。而当时慧光法师是一位智慧广大、知见渊博的杰出人物，其著《起信论》又被后世托名马鸣，影响日巨，要想压倒对方实为不易。是故慧可只能编著《金刚三昧经》，只有如此以经的名目才能对抗“马鸣”之论，况且慧可为持法祖师，自可代佛立言、称之为经亦不为过，其后惠能之说尚目为《坛经》，慧可所编自然亦可称经。但正如《起信》托名马鸣得称为论一样，慧可所著当时亦不可能公然称之为经，只得借助前代已佚的失译经典之名而称为《金刚三昧经》。然而一经一论的命运颇不相同，《起信论》托名马鸣著，又被当成真谛所译，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由于其义理殊胜，著译者名高，故得以在中土广泛流传，影响极大。《金刚三昧经》则由于出处不明、其中又有明显的中土之作的痕迹，故只是成为禅门密传之法，影响不大。禅宗后世虽知此经来源，而又不能直言其为慧可之作（否则则令二祖有伪造经典的罪名），故但引其义，不述其名。然而此经于唐时传入新罗，被传为自龙宫得到的佛经，福德无量，如同良药，依此经功德，使新罗王妃之病痊愈，于是在新罗影响很大，流传极广。大安加以整理，元晓为之作疏，更使之为一时之盛。
慧可编著此经，只是为了显示宗旨，并非刻意作伪，否则就不会出现“江河淮海”，“无待”之类的名相。由于慧可著此亦是为了对抗慧光之《起信论》，故一方面吸取《起信论》的思想，一方面力求较之更胜一筹。慧可显然是读过《起信论》的，他于隋初（593）才入灭，故其生前《起信论》已开始流传，《楞伽师资记》载其言论，有“亦如渥团坏，亦如波浪灭，水性不坏”之句，显然出自《起信论》水波之喻。
此经所依的主要经典为《楞伽经》，同《起信论》一样。其言“自觉圣智”出自宋译，言“名、相、分别、正智、真如”出自魏译，亦是并用二译，择其善者。此外，此经还引《华严经》（如言“六行”）《胜天王般若经》（如言“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摄大乘论》（如言“九识”）《深密解脱经》（如言“三无性”）《起信论》（如言“本觉”）《无量义经》（如言“无相”）《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如言“二入”）等。在引用经典方面与《起信论》一样，都是引其文义而不述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