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重视内实，不重形式，卧伦则将这一精神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之中。不读经，并不是反对经典本身，而是反对执著于文字言教，于义不明，是“依义不依语”原则的体现。慧可曾慨叹“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9]，卧伦大概是自己的行动来表示对执著于文字名相的风气的反动。不礼佛，也非不敬佛，而是强调敬心中佛，破外在的偶像佛。这里颇有一些“呵佛骂祖”的先兆。卧伦强调自诠真门，自性觉悟，不求弥勒度，反对念佛往生。临终，有人问其往生何处，他则答“无尽世界”，表达了他对时人颇为重视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不以为然，这同样是破除外在崇拜、不重形式手段、但求目的实质的表现。
卧伦禅法的惊世骇俗之处还在于他对执著于坐禅的否定。当时几乎各家各派都强调坐禅，虽然从理论上讲行住坐卧都不应放任，但就禅修来说，大家都一律推崇坐禅，没人敢想过“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10]的潇洒。然而，昙伦却敢于开风气之先，从单纯的坐禅发展到行住坐卧时时修禅，“卧伦”之名即由此而得。按照传统的解释，人在行、住（站立）之时活动量大，容易掉举，睡卧之时又过于安逸，容易昏沉，都不易入定，只有坐时不逸不劳，身心轻安，处在中道状态，容易入定，是故强调坐禅。卧伦则从另一角度思考，如果只是坐时入定，则十二时中有定有乱，或者说是乱多定少（坐的时间一般没有行住卧加起来长），不能保持常定，而且行住坐卧都不过是外在的形式和手段，心中清净才是目的，才是禅定的本义，因此不应侧重外在的形式而忽视内在的目的。只要妄念不起，心常清净，就能做到时时在定，睡眠之时也不例外，故卧禅并非旁门左道，亦无足怪。
从敦煌资料来看，卧伦确实是强调卧禅、主张行住坐卧皆可入定的。其言“一微通三界，逍遥独自眠”，又道“傍眠侧卧不随尘，展脚横腰绝戏论”，皆说明卧可入禅。
值得注意的是，卧伦的这种禅法思想并未停留在理论言说上，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之中。据僧传记载，他曾在随众礼忏（住立）之时入定，又在持钵上堂的行走过程中卓然入定，持钵不倾，又以卧禅名世，可见他确实做到了行住坐卧，时时入定。
卧伦的新禅法即便是在以善于创新著称的禅宗内部也是十分超前的。与其同辈而时代稍后的四祖道信尽管也教人“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或与卧伦的闭门不出、不与人交接同义）”，也反对念佛往生，然又教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可见在禅修的方法上，道信亦未突破传统的坐禅模式。直到六祖惠能之时，才有了类似于卧伦禅法的新思想。可见一种新思想的被广泛承认，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卧伦行事轶伦亦非有意惊世骇俗，更非试图哗众取宠，或许背后有更深的原因。众所周知，达摩一支在当时属于无权无势的山林在野派，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北方势力最大的是佛陀、慧光、僧稠一系，直到隋初，禅宗的命运一直无所改进，二祖慧可乃至为此殉命，可悲可叹。慧可之“纵容顺俗”，僧璨之避世隐居，都包含着不得已的苦衷。卧伦的闭门不出，也是避害之策。他的卧禅，主要目的是“高卧清虚住法印，外示乖慵内精进”。外示乖慵以远害，内实精进以修行，这是卧伦的聪明之处，同时是对达摩“顺物”之法的实践，他也确实幸运地逃脱了非理屠害，达到了“防护讥嫌”的目的。至于后来反而会因他的外示乖慵而名声大振，这是他早年所不曾预料的。
卧伦习禅确有实效，早年便能时时入定，后来又引发神通，为人称仰。据僧传，他能感通异类，颇显神异。其时家人惯以僧粥施食于犬，他命家人改此陋习，家人以为常例，不以为然，后更重申，家人妄言未与，结果群犬自动于众前吐出僧粥。卧伦的神异还不止于此。
据《弘赞法华传》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