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伦的师承宗系是比较清楚的，僧传云其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禅师，这位端禅师是他唯一的授业师。据《续高僧传·法冲传》，二祖慧可有一弟子端禅师，口说玄理，不出文记，这位端禅师当为昙伦之师无疑。杜继文曾指出昙伦的禅法思想与慧满、法冲等一致，也应是“南天竺一乘宗”中的人物。[2]然道宣未明确指出这位端禅师就是慧可的弟子，而与昙伦同时代名为端的禅师并非一人，如此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疑问。其中《续高僧传》卷十八所载的静端禅师就被认为有可能是昙伦之师端禅师。静端（543—606），亦名慧端，武威人，十四投僧实禅师受治心法，后又归僧实弟子昙相（？—582）习行定业，隋文帝、献后皆加崇礼，延请入宫说法，后为大禅定寺住持，大业二年（606）十二月入寂，寿六十四，则其应生于西魏大统九年（543）。静端先得僧实之传，又蒙大师兄昙相指授，然最终认宗于昙相门下，算是勒那摩提一派第四代禅师，昙相传中云“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3]可知。表面看来，静端有可能是端禅师，因为他年长于昙伦，又是勒那、僧实一派的嫡传禅师，属于当时的禅法正宗，而此派偏重“九次调心”，大概属于九次第定一类的传统禅法，而昙伦之师端禅师恰恰又习次第禅观，似乎与静端正好一致。如若如此，昙伦就成了勒那、僧实一派的嫡传，和达摩禅宗并无关系。然细推其事，可知上属假设实难成立。静端只比昙伦长三四岁，昙伦十三岁时静端不过十六七岁，刚在僧实门下学了两三年，尚未受具，不可能取得开法度人的资格，况且昙伦为汴州人，当时属东魏境内，而静端为武威人，又投僧实，当在西魏京师，很难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远至敌国去投师学禅。
或谓次第禅观属于传统的小乘禅法，与达摩一派无涉。其实早期禅宗并不废弃传统禅法，道宣“然端学次第观”之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端禅师只会次第禅观，其实端禅师是因人施教，按照常理，对于一个十三岁的乍入禅门的孩子除了教他最基本的次第观法还能如何呢？只是昙伦属于六祖一类的天生利根，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少年天才，一点就透，一拨就转，端禅师才显得反不如弟子了。
虽然道宣并未明言昙伦之师端禅师就是慧可弟子端禅师，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二者应当是同一个人。达摩一支自慧可以下，都活动在东魏、北齐境内，昙伦为汴州浚仪人，其所住的修福寺当在家乡附近，这正是靠近邺下、相州的地方，慧可弟子端禅师在这一带住持是合乎常理的。从端禅师所授昙伦的禅法来看，也与禅宗无别。所谓“令汝学坐，先净昏情，犹如剥葱，一一重重剥却，然后得净”，正是《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体现，以烦恼外衣为杂染葱皮，除此杂染外皮，方可显示如来藏真净本心，亦如葱心，这一譬喻还是非常贴切的，与后世神秀的“时时勤拂拭”有似。昙伦本人的禅法行事也表明了他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应当认定他是达摩派第四代传人，与四祖道信同辈。
昙伦的禅法确有独到之处，他是较早将般若引入禅宗并付之于具体的禅修者之一。众所周知，达摩最重视的经典是属于如来藏系统的四卷本《楞伽经》，将其作为藉教悟宗的主要依据，虽然《楞伽经》本身也包含着般若的思想，时人亦将达摩禅法视为“虚宗”，但是明确地将般若经典引入禅宗，则是慧可之后的事。据《续高僧传·玄景传》，玄景（？—606）曾从慧可弟子和禅师习《大品》《维摩》，和禅师又命其依止慧可另一弟子慧法师受学“大乘秘奥之极”，看来和禅师辈已经将般若经典作为方便，以配合本宗的“大乘秘奥之极”。玄景的弟子玄觉后住京师隶庄严寺，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偏为意得”[4]，足见禅宗这一支重视般若的特点。玄觉所隶之庄严寺正是昙伦住持之寺，大概他是奉师遗命，前来投奔师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