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各地都产生大体类似的洪水神话?”这一命题，对世界各国的神话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提出了挑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原始先民关于大灾的口传，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洪水”的神话，如西奥多·本费伊认为“神话及传说的广泛传播首先总是发生在一些条件适当的地方。”“然而，他们在保持某一神话共同的原始特质的同时，还会补充或增添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扩散到整个世界”[5]；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原始先民对古代地质变化、地球冰河形成等自然现象的神话解释；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全人类都属于智人种，其心理上必有共同点造成了相同类型神话的形成，如阿道夫·巴斯蒂恩以人类存在基本“观念”的同一意向性来解释神话。[6]而中国学者谢选骏先生对“世界型洪水”的见解则十分独到。他认为，洪水神话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存在于那些很少受到洪水侵袭的地区。洪水神话不只是对往古灾变的“回忆”，它与人类灭绝、再生联系在一起，显然有别的含义——洪水神话事实上解释了各民族的起源。但洪水神话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描述的也许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史而是精神生活史，暗示着一个大变革，即大洪水把人的原始生活一分为二。大洪水之前人们还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混沌世界里，神人可以自由往来，人和动物也都不分畛域……洪水神话中的大洪水，意味着对泛灵观念的一次‘清洗’。它通过‘淹没’切断了人与其他物类之间跨物种的超自然的心理联系。”[7]
总之，关于“世界型洪水”神话，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没有穷极事实的真相，取得让人完全信服的证据材料。或许，大洪水神话到底是什么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重要的是其涉及人与自然的两对变化进程：一是自然由秩序走向灾难，再由灾难走向秩序的重构；二是人类从繁盛走向灭绝，再由灭绝走向人类组织的重建。而这两对变化又是在同一时间轴上进行的，自然的和谐之时必是人类的繁盛之时，而自然的灾害又必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自然发生灾害，即自然的不和谐，人类必然会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人类苦苦经营万千的文明也会损失殆尽。也就是说“人栖居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生存于先于自身而存在的自然世界中。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们通过人的活动彼此关联、相互影响。而人类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双重的‘栖居’意义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8]故此，当人类从自我的反省与救赎中达成与自然的和解，便迎来生态发展与人类发展的新契机。中国神话中，当伏羲兄妹在葫芦中躲过洪水，当鸽子衔回橄榄枝，人与自然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这也是一种隐喻：人类回归到自然的怀抱，就是归到母亲的子宫，也只有这样才能远离灾难，走向人与自然的再次繁荣。此后，随着伏羲兄妹的生儿育女，随着诺亚家族的繁衍后代，人与自然相亲相近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基因，又一代代血肉相传，渗透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种肌肤的人类当中。神话中描写的那场大洪水，距今已经万千年过去了，但世界各地的人们仍能够清晰地忆念起那场洪水，和那份跨地域、民族界限的人与自然别样的亲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亲近也必将渗透到我们子孙的精、气、神、骨、血、肉当中，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或许就是“世界型洪水神话”永恒之魅力吧。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158页。
[2] ［美］雷蒙德·范·奥弗编：《太阳之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毛天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292～293页。
[3] ［日］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序言第1～2页。
[4] ［澳］A·W·里德等编：《澳洲土著神话传说》，史昆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第11～12页。
[5]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66～767页。
[6]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66页。
[7] 谢选骏：《中国神话》，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82页。
[8] 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