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取回谷种的动物都不是随意选定的，而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与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机缘、纠葛、亲情等等，是它们的帮助让人类克服饥饿的困境，最终远离动物般的生活，而作为“人”尊严、能动地生存下来。所以，神话之中，寻找谷种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千辛万苦：偷谷种回人间的男子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如哈尼族），偷回谷种的动物也是九死一生（如壮族的九尾狗被追杀者砍断了八条尾巴）。原来，中国神话只是用生态伦理意象的方式说明：人类农业时代的那份巨大艰辛以及艰辛历程中动物与人类既互相帮助又互相依存的血肉亲情。由此看来，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是不完整和完善的，人类必须懂得敬畏动物，敬畏一切生命，关心它们的生命与生存，这样在人类发展与前行的危难之时，它们亦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发展的新历程。因此“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到来：人们将由此摆脱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我们的生活才富有意义，我们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毁灭。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5]
中国民族神话中虽然有了谷种，但要进行农业生产，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农业工具。于是，炎帝神农在发明五谷之后，又“作耒耜，教民耕”。据说有一天，炎帝被野猪嘴巴扎进泥土、一撅一撅把土拱起的情景吸引了，他反复琢磨，终于借鉴野猪拱食的原理制作出耒耜。耕地时，人们先将耒耜尖齿插入土中，再脚蹬横木下踩，然后将手柄向怀里扳动，便将土块撬起。如此反复，便可以连片翻耕。耒耜的发明既省工、省力又易于操作，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在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大量的骨制耒耜与其他木制的农业工具，说明距今约6900前的中国原始先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创造了早期的“稻作文化”。
而在傣族神话中，则是由天神教人类制造工具，傣文古籍《巴塔麻嘎捧尚罗》中说：“腊哈纳罗天神又来到人间……教人造工具，教人造弓弩，教人做犁耙。”此外，傣族还有生产工具是来自于动物的神话。如桑木底神话中，在谈到桑木底要建盖第一间房子时，说是森林里的动物都自愿来帮忙：猴子献出头做木槌，所以现在的木槌都叫猴头槌；蚂蟥献出全身做钉子，所以现在的钉子都叫蚂蟥钉；穿山甲献出嘴巴做凿子，所以以后便叫穿洞凿；野猪跳来帮助拱地，所以以后的锄头都叫猪嘴锄；等等。[6]这些，都反映出傣族先民在制造工具的时候，或许从这些动物的特性中得到过启示，或者傣族先民制造工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动物特性的模仿。
综上所述，从取回谷种到农业工具的发明，人类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而农业的出现，恰恰是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的开始与前行。“事实上，人类永远都不可能在不触及自然界、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前提下获得生存和延续，因为‘人的本质是在通过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生成或显现的，这决定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亦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所以，只要有人类存在，便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会必然导向破坏自然这样唯一的结果上来，而完全可以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7]
而“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部门”，农业劳动“是使其他一切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在农业生产的推动之下，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极大的改善，并因农业生产之所需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与此同时，中国先民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因为农业产生的纽带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固化，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因此，人类必须小心谨慎地协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稍有闪失，便会对农业收成造成重大影响，甚至会使先民一年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因此，中国先民必须通过协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保证农业生产，进而获得人类生存所需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粮食。而正是在完成了原始农业的定居生活的基础上，中国先民才创造了一系列的精神文化：乐、舞、绘画、雕塑、原始宗教等，开始了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轨迹。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73页。
[2] 转引自岩峰：《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3] ［美］B.M.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第273～274页。
[4]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第94页。
[5] ［法］阿尔贝特·史怀特：《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88页。
[6] 参见岩峰：《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 李培超：《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视点：传统文化与环境伦理学的冲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