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以及各民族的大母神最初的形象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双重母亲，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女性**的母性与女性形象，是伟大的母亲神。但随着神话的演变，汉族及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女娲成为了伏羲的妻子，以副神的身份生育儿女，所以很多民族都有着水灾后伏羲和女娲兄妹成亲结为夫妻的神话。与之相随的是，女娲的神格和神职不断增加，女娲补天、制笙簧，创造了种种伟业，在母亲神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文化英雄的神格。可以说，关于女娲的神话活跃于各民族、各种文本以及口传神话之中，其身份和事迹丰富、庞杂，由于神话本身记载简略，后世又多有附会和粘连，因此今天的文字文本和口传文本呈现出来的面目十分繁杂。但是，这些都是由女娲母亲神的神格派生出来的，并非是其最原初的形态，可以说，“如果不加讳饰，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那么这位‘古之神圣女’、人类伟大母亲女娲，最原始的面貌便是女性**。其他一切‘花里胡哨’，都是后来的缙绅先生涂抹的脂粉。”[13]
通过以上种种解读，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神话中的大母神不但是人类之母，还是大自然和大地本身。甚至，“大母神不仅给予生命，同时也给予死亡”。据考古研究发现，女娲的画像普遍存在于死者的墓葬中，这可能是女娲与死亡有着一定的联系。女娲人首蛇身，而蛇本身就是冥阳两界的沟通之物，是由生入死、由死入生的象征。同时，作为大母神，本身就隐含着一切事物孕育自女神的子宫或身体，最终一切将回归女神子宫之意。而希腊神话中，大母神盖亚也是一位蛇女神，“也是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塔尔塔罗斯、爱神厄洛斯”的根基，塔尔塔罗斯在希腊文中就是指地府。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与死以及自然万物的生与死，都是大母神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在本质上的统一表现，大母神是创造万物和包容万物的超人类的自然力量的象征。
舍勒曾写道：“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型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受、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保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14]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寻根和女性主义运动常常从无限古老的大母神那里寻找人类的文化源头，由此而产生了女神复兴运动，并希望通过文化寻根和女神回归寻求对当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拯救。“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15]从远古时代起，中国神话中自然就是作为女性而存在的，自然的循环和妇女的月经周期表达着人与自然万物的互相联系和关连，以及连贯、循环、严整的世界秩序。可以说，这种大母神之下的连贯、循环、严整的世界秩序，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它一面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一面又体现出宇宙活动的节律，是女性的自由、丰腴与自然的自由、丰腴，是女性与自然最真实、最自在的存在。
[1]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5页。
[2]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91页。
[3] ［英］D·H·劳伦斯：《性和可爱》，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第106页。
[4] “阿夏”，又称“阿注”，意为“亲密的伴侣”，是当地一种古老的婚俗。形式为，男不婚、女不嫁，各自住在母家。男女有情则结为“阿夏”，男子到女子家，夜合晨离，来去自由，结交和离异也很简单。每个人一生都可以交许多“阿夏”。
[5]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