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对以农业生产、定居生活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女娲部落来讲，不但直接破坏了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而且严重危及部落的生产性活动，甚至对部落的生存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当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遭受到严重危机之时，当时的部落的女首领（家长）——女娲，必须走在治理灾害的最前列，带领部落成员战胜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女娲治理地震灾害是中华民族通过有组织的、自觉的人类活动抗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恢复自然界的正常秩序，它是治理自然灾害的开端，又是中华民族治理自然灾害的基础与根据。女娲以后的时代，每一位部落首领或者是“政治领袖”，都不约而同地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作为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务”，并将之运用于社会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各个环节和层面，来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秩序与生态和谐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着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发展，而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发展又将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4]基于此，通过对地震自然灾害的成功治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女娲部落的重大议题和重要事务之中，并通过有组织的部落活动来维护这种人与自然间和谐共生。
女娲时期，根据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现与印证，早期中国社会应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和部落首领，但随着历史的流逝，这些与女娲同时代的首领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以致彻底消失在历史或神话的长河之中，而女娲作为人类始母，以及治理地震自然灾害的伟大功绩，被子孙后代深深铭记与眷念，各处的女娲庙至今香火鼎盛。而女娲本人，作为母系氏族的首领（家长），“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一生也应该是功绩众多，却唯有“造人”、“补天”两项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记忆深处。如果说“造人”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开始，那么“补天”则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没有女娲造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开始；而如果不带领氏族成员治理自然灾害，那么造人的功绩就会毁于一旦，更不用说过着农业生产的定居生活。因此，女娲的功绩是双向的，一是孕育了伟大的人类，一是恢复了自然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娲既是人类之母，又是自然之母。正是在始母女娲的推动与卓越的努力之下，女娲之子——人与自然，携手并进，实现了战胜自然灾害后的再次发展，中国文明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二、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神话，讲述的是原始先民治理干旱自然灾害一次杰出的活动，它与“嫦娥奔月”神话相结合，一个气势恢弘，一个精巧奇妙，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奇异而迷人的中国神话天空。这则神话中，射日神话英雄羿，因为射落多余的九个太阳而战胜自然灾害，使得当时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两个方面都得以和谐发展，成就了尧的“天子”伟业，尧时代亦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清明与生态和谐的成功典范之一，数千年来为中国后人所顶礼膜拜与竞相效仿。而尧与羿亦以神话文化英雄之名数千年来被亿万中国人们敬仰与怀念。
神话中的尧时代，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角度，对应着中国的铜石并用的时期。当时，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生产力、生产技术得以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中原及周边地区逐渐进入一个较原始氏族部落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神话中的尧时代，自然灾害频发，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
（1）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日（持）戈。
——《山海经·海外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