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是上古神话中的大神。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里的西王母是一位蓬头散发、满嘴虎牙、拖着一条豹尾、动辄发出阵阵长啸，掌握刑杀和灾病的女神。从神话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来分析，西王母的形象应当是从上古巫术仪式中的女祭司形象发展而来。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祭司等职位由部落中的女性长者或部落首领担任，负责主持祭祀、沟通天地鬼神，是部族权威最高的人。而上古时期的祭祀中，杀死祭物（包括活人）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而杀死祭物的工作则由女祭司担任，这也是西王母充满狞猛之气和被视为掌握刑杀的重要原因。尽管西王母面目狰狞，但并不影响其社会地位的崇高，《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关于西王母使用“梯几”的记载，而“几”是古代对有才德的老者表示尊重的专门设施之物，由此可见其高贵的身份与地位。随着父权社会的兴起，西王母莫名其妙的多了来历不明的一个丈夫——东王公，这个本来具有独立神格的大女神成为了男神之妻与附庸。托名晋代葛洪的《枕中书》中，东王公为天皇、扶桑大帝，其地位已跃居西王母之上。最为有趣的是，随着西王母神格的下降，其容貌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穴居善啸、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神，变成了一个雍容平和、容貌绝世、光仪淑穆的妇人。在这里，西王母容貌与性格是按照男性的审美观彻底地改写了，因为，在女性成为男性私有财产的男权社会里，温顺与美丽是男人对女人的最大要求。
作为大母神的西王母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女神的命运更是可见一斑，甚至“女神”之称谓也转向为“神女”。“女神”，“女”是对“神”的修饰，强调的是“神”；而“神女”，“神”则是对“女”的修饰，强调的是“女”，“神”与“女”两者的地位完全不能比肩。如娥皇、女英是尧之女，舜之妻；女节是少昊之母、女狄氏是禹之母、女登是神农氏之母、华骨是伏羲之母、姜姬是后翟之母等，她们都是古籍记载的神女，虽然贵为男神的女儿，妻子，母亲，但她们并无独立的神格，亦无传世的功绩，而是依附其父、其夫、其子的伟大功绩的点缀与修饰而被人们记忆。
汉族神话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此。如元摩梭人从母系社会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社会时，为突出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的主要地位，竭力鼓吹男神的威风和男神的力量。永宁土司及贵族每年春节都要敲锣打鼓，鸣放枪炮隆重祭祀阿沙大男山。同时，当地每一个男山、男神又都有一个女山、女神作配偶，有意思的是这些女山、女神消失了历史上的种种神格，沦为单纯服侍男山、男神和专为其丈夫生育子女的女神。例如，永宁巴措古村有一高一低两座山岗，高的山岗名“阿汝瓦”男山，低的山岗名“郁青瓦”女山，当地摩梭人认为郁青瓦女神是阿汝瓦男神的妻子，阿如瓦男神按住了郁青瓦，女神一抬头，永宁坝就会发生旱、涝、雹、虫灾、人畜患病、谷物歉收。[5]
在男神对女神的贬低，男性对女性的贬低的同时，自然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原来所拥有的蓬勃的生机、灿烂的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正如男性懂得可以通过性行为控制女性生育一样，他们也学会了播种庄稼改变植物的种类，饲养家畜影响动物的种类，总之，自然万物是可以通过人的喜好不断改变的，而不再是以前自由的、纯天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业、畜牧业的成熟，父权制的强化，这种对自然自由的干涉无论在行为模式上，还是在心理模式上都不断固化，自然与折断天使翅膀的女神都掩面无泪。也可以这样说，男性在剥夺了妇女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权利后，还篡夺了早期神话中对女性与自然的崇拜地位，经过了“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后，女性与自然共同遭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神话主客体一体化和生命一体化原则的意象思维模式的庇护之下形成的，强调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很大程度上消融了父权对万物自由的抑制，填平了人与自然的鸿沟，所以，中国进入父权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持续了数千年。此外，中国传统哲学还十分注重阴阳、男女和谐与合德的作用，强调“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阴阳、男女的交互且动静相宜即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之火薪传过程，是天地之大德。故此思维之下，中国父权社会虽大力压制女性的地位与生存空间，又在一定的领域保持了女性的主要地位与作用，以适用阴阳和合文化的需要。
总之，虽然中国文化传统在父权制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女性与自然的独特的、阴性的作用，但是与大母神时期相比，自然与女性地位已经明显下降，成为了男性社会的附庸。久远而充满诗意色彩的大母神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销声匿迹，有的改头换面，女性与男性之间，自然与男性之间的鸿沟一步一步地加大，成为不可逾越的深壑。
[1] 杨学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7页。
[2] 杨学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7页。
[3] 顾颉刚：《我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0页。
[4] 柯文斯：《原始文化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181页。
[5] 杨学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