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人居宇宙中央，所以，时间与空间都是以人为中心铺陈开来。在此，时空不是一种特定的“事物”，而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时间、空间的流动，使得生命联系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共同编织成庞大、圆融、交织、缠绕的生命之网。其中人虽然为宇宙中最有灵气者，但它却又只是生命的一种组织形式，必须与其他生命组织形式共同汇入到宇宙的生命共同体中。中国文化的这一思想并非是贬低人类，而是促进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相连与契合，并在相连与契合中参赞化育，将类我的生命融入到圆融无碍的宇宙时空之中。这种独特的时空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意蕴，因为时空中任何生命，或人，或自然万物，都不是一种僵死的存在，而是一种活泼之物，人不能从存在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万物也不能以简单的外物视之，而是共同融入生命的“过程”，并形成宇宙的共同体。在这个“宇宙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万物不是一盘散沙，而是高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与万物各司其职，各成其己，离开“其职”或“其己”，天地万物并无自性，亦无存在之理由。是“其职”先于存在。第二，“宇宙共同体”是一个“内在的”或“内在关系式”的有机共同体。人与天地万物、万物之间相互依靠，互致影响，无一不交织、关联。第三，“宇宙共同体”是“浑沌式”的、浑然一体的共同体。它不分自然与人为，物与我、内与外，自然律与道德律。即是说，人事之理即是物界之理，人事之理与物界之理又即是神界之理。第四，“宇宙共同体”是道德主义或价值主义的，认为人与自然的有机存在是真善美之价值的唯一表现。这既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的深邃思考，又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把握。
既然，时空之中的人与万物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可以说，时空的开辟就是创设生命的，生命就是时空的最本质的存在和最高的道德情操。《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这里，天地指的就是时间和空间，指的是流淌不息的宇宙。天地以生命为本，天地的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在空间轴上，人与自然万物均出自于神话中阴阳二气的氤氲，故物物相连，生生相通，旁通互贯；在时间轴上，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不过是气之聚散，从气中化生而来，最终又归于气，归于无限的宇宙。人也是这庞大宇宙中的一员，在时间与空间轴上与万物发生联系，人齐万物，但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故能以无量的般若智慧体证生生、阐扬万物，与万物共臻至美。这主要表现为以时空之节律来安顿人之生活。
为使人之生命节律与时空之节律相应，中国先人划分出四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还把阴阳、五行、五德、五音、干支等纳入解释生命的演化过程。这些理论的出现对神话改造作用明显，同时又使得中国神话更为复杂、丰富，并对后世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如传统文化中，把奉天守时看成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君子适时而动，方为元吉也。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春三月“使志生”；夏三月，“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的泄”；秋三月，“无外其志，使其清”；冬三月，“使志若匿。”这样使人的生命节奏与时空之节奏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