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形成，总是与支撑它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因此，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中国神话中，中国原始先民从生存、发展，到面临灾害、治理灾害、再发展，无一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交互过程中，人类生活不断改善，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并摇曳出人类文明（包括生态文明）的绚丽之花。
中国神话中，谷种起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母题，而这一过程浸润着人与动物的共同努力，甚至男人付出生命、狗付出八条尾巴的重大牺牲。在农业生产的推动之下，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并因农业生产之所需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我们可以说，这种农业的生产最初是在保障人类生存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而农业生产的定居又推动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村落”组织，大多由两个至多个层次的群体构成，各群体的向心力与认同感普遍增强。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一旦人类的私利之心膨胀，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就会遭受到自然的惩罚，甚至会发生灭绝人类的世界性大洪水。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中，人类在神的昭示之下，并通过动物或植物的帮助，躲过自然灾害，重新回归到自然之母的怀抱，开始生儿育女，尽情享受幸福、美丽、安定的生活，人类文明再次向前发展。当然除开世界性、毁灭性的大洪水之外，原始先民还会遭受地震、干旱、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中国神话中，在女娲、大禹等的带领之下人类通过伟大的实践活动，治理了自然灾害。但是，这种对自然灾害的治理，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对自然秩序的恢复，是人与自然互渗的修复活动。
中国神话中，人类的生产与突围过程中走过的这段艰辛历程，亦是人类社会真实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一些人看来，神话完全是虚构的，与历史无涉，但我们认为，这些神话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但背后也存在一些“史影”。因为，在原始神话中，“神”和“人”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凡“过去”的（死了的）人都是神，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继续存在（活着），在这个方面，卡西尔同意斯宾塞的意见，认为中国早期的祖先崇拜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个意义上，“神话”自然就是历史。[1]正如吕振羽所说：“传说竟如此普遍的被传述，说明它正是历史真实的流传和反映”。[2]郭沫若也说：“这些神话传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那时的一些血缘氏旅和部落集团，都分别出于各自的一个想象的祖先，而这个想象的祖先又往往是神话式人物。所以，传说里的氏族和部落一般是从神话中引申出来的。事实上，氏族和部落比关于他们来源的神话要古老得多。尽管如此，透过这样的神话，或者把这样的神话仅仅作为氏族和部落的代号，仍然可以从传说中理出当时的一些头绪来。”[3]也就是说，神话不一定确有其人其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历史的发展情况。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谷种神话、“洪水再殖型神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也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协进演化的过程，是对人类真实历史曲折与隐晦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与灾害突围过程中的中国神话，有以下几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