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熟性与原生性并存。由于汉文化的早熟以及后来儒家思想“不语神、怪、力、乱”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汉文化较早地远离了神话的思维方式与艺术形态，上古残留的神话也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被改造、加工乃至批判，呈现出历史化、寓言化的趋势，从而使汉族神话失去其古朴特质，而过早地具有成熟性。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神话则疏离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外，呈现出古朴、天真无邪的原生性特点，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民族神话至今仍处于活的形态之中，这些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以口头的形式流传，而且还与民族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各种祭仪、巫术、禁忌等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一切存在和进行的权威性叙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神话的原生态性质。
2.零散性与繁复性并存。中国汉族文本神话分散地记录在各类经、史、子、集中，甚至出现在注疏、类书和古籍佚文里。这些记载大多少而简略，且叙事缺乏前因后果的连贯，同一角色在不同记述中表现不一，常常使人难明究竟，呈现出零散、片段的特点。而与之相对的民间口头神话却十分繁复，尤其是少数民族神话经过祭司和歌手的整理，部分已经系统化、经籍化、史诗化，述事完善、谱系完整，如壮族《布洛陀经诗》有主神布洛陀等神祇一百人，满族萨满教神话有“阿布卡赫赫”等300多位女神，体系的庞大，谱系的完整、有序、系统不逊于任何西方神话。
3.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并存。汉族神话，虽然与某些信仰仪式有一定的联系，但讲述的场合比较多，可以在劳动、教育、娱乐等不同场合由不同的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知识分子、文盲）进行讲述。被讲述者，包括讲述者自身，对神话的神圣性和真实性大多将信将疑，甚至完全不信，因此汉族神话，总体上属于非信仰的神话，具有非宗教性的特点。而少数民族神话大量地与民族信仰和宗教仪式相联系，甚至很多神话就是在本地的祭神、祈福、消灾等宗教仪式上通过巫师的诵词世代相传的，传诵前后都有着繁复的仪式，如请神、送神等，而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也都虔诚地相信神话的内容是神圣与真实的。这种少数民族神话与仪式一体化的宗教性，对我们理解中国神话的起源与原初功能显得弥足珍贵。
[1]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第1页。
[2] ［日］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第31页。
[3] ［英］K.W.博勒：《神话和神话学》，刘光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第48～49页。
[4] ［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6页。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9页。
[6] 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3页。
[7] 袁珂：《再论广义神话》，《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3期。
[8] 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页。
[9] 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新民丛报》第36号，1903年，收入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第18～19页。
[10] 白川静：《中国神话》，王孝廉译，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第2页。
[11]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