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者对神话的界定纷纷提出各自独到的学术见解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对神话的界定进行探索。我国神话研究先驱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将神话定义为：“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6]《辞海》1979年版对神话的定义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幼稚的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历代文艺创作中，模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来反映现实或讥喻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其间，著名神话学家袁珂提出了“广义神话”说，认为“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在原始社会往往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在阶级社会则往往表现为对统治者及统治思想的反抗。”[7]并把神话的范围扩展到神话、仙话、佛经人物、民间传说等。袁珂的“广义神话”，在我国曾引发广泛的讨论，虽然反对者众，但标志着中国神话研究走出了外国学者定义的影响，走到了自己的学术天空之下。
罗列上述国内外对神话的界定，其目的是想从多种学术比较中，找出他山之石或是汲取精华。
在众多关于神话界定的梳理与找寻过程中，契合当代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的学术成果，笔者比较认同杨利慧先生对神话的定义：“神话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narrative），它解释宇宙、人类（包括神祇与特定族群）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8]在此基础上，笔者站在生态伦理学的立场上，对这一概念补充说明如下：第一，神话“解释了宇宙、人类（包括神祇与特定族群）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这种“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既是神话秩序，也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秩序的建构与确立，其中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的奠定在神话中占有重要的内容和独到的地位；第二，尽管神话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虚构的，或者与科学、历史不尽相符，但它所奠定的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神话秩序）却具有越来越被现代人认识和敬畏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第三，神话奠定的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神话秩序）与美善相联系，是意义世界与秩序世界的融会贯通。
在对神话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审视和认识中国神话，发现对中国神话的界定与认识的过程，即是中国神话研究不断发展走向自我的过程。中国神话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走向成熟，对中国神话的内涵、范畴、特点等相关认识也不断地超升和发展。
神话研究原本属于西方文学研究的范畴。18～19世纪，西方神话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它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视野，将西方以外的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古典神话和原始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和全面比较的视野之中，并形成比较神话学。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西方神话学家率先关注了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了先驱性探讨。如1875年伯诺翻译了《山海经》的《西山经》；1892年俄国学者格尔吉耶夫斯基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把中国当作历史人物的远古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禹等解释为民间神话形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