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伯禹腹鲧”是原始先民运用他最初的智慧，把不可抵抗的死亡事实与权力更替化成了一片永不凋谢的生机，把有限的生扩伸到无限的生，成为超越时空的永恒。或许在今人看来，“伯禹腹鲧”神话还带有几分暴力、血腥与残忍，甚至后来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事实真相，以致在历史的流淌中变得日渐模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神话的世界中，在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之下，这恰恰是最自然、最真实、最率真的生命过程，是最初的人类组织生命的延续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在鲧的腹中产生一代新王——禹，而禹的儿子——启又从化石的母腹中再生，这是一种生命的磨难。但是，这种磨难不是消极的，它锻炼出来的是一个更具有神性与生机的生命。
海德格尔曾认为死亡是一种本己的、无关涉的和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在这里，“伯禹腹鲧”中的死亡超越了“我属”性，使得死亡不再是个我的事，也不再让人感受到恐惧与困顿，而是让死亡不但超越了“我属”性，而且超越了“类”属性，成为了人类组织与自然生机欢呼雀跃的双重大事。“死亡把这个人消除了”，但这个人躯壳、血肉中深藏的神性与生命力却“绵延”不止。这样，死亡不是“我”的消失，而是“我”的扩大，是“我”渗透到自然万物以及他人的生命当中，并以“他”的形式继续发扬光大。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神话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人类生命的重生与自然生命的复苏，是人与自然生命光华最璀璨夺目的时刻。
[1] 李润英、陈焕良：《山海经》，长沙，岳麓书社，2006，第387页。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95页。
[3] 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28页。
[4] 皇甫谧：《帝王世纪》，济南，齐鲁书社，1998，第21页。
[5]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049页。
[6] 王嘉：《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3页。
[7] 闻一多：《天问疏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23页。
[8]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7页。
[9] ［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