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于人有两种存在，一是事实性存在，一是价值性存在。进入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通道层面，人的生态价值性存在充分显露出来，一个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也随之开启。生命与死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为向自然世界敞开而存在的。如果说，在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中，人与自然之间还撕裂开一道深口，那么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的生与死，尤其是死亡，却彻底缝合了这道深口，它表明死亡不只是一种生命类的结束，而是对无限的、永恒的自然生命的回归。海德格尔曾说：“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而又确知的可能性，而其确定可知本身都是未规定的。”“向死存在在本质上就是畏。”[3]但是，中国神话中的死亡，却超越了“本己”的属性，成为人与自然间的互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向死存在在本质上就不再是畏惧了，而是一种期待，所期待的是，人生命的最终意义的实现——回归自然，养护自然。在此，生命与死亡，是生物的、生态的、心理的、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各种现象的综合。也正如此，死亡远离了杀戮、凶残、暴力等恶之源头，而变得美、纯净、有价值，这种价值，既是对自然生命的回归，也是对“此生”生命的注脚与审视。正如史怀特所言：“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4]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的死亡，因为回归自然、养育自然而格外美好、富有价值和具有道德价值，这种意义是精神的，是肉体的，也是生态的，是向着人类的最初处——自然世界的最终回归。
随着思维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命意识不断觉醒，他们更期望着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使个体生命获得永恒，从而超脱生命有限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于是，旧石器时代的人，“在尸体的周围和身上把贝壳摆成**形状的仪式，以及给这些贝壳和尸体涂上赭石的颜料（象征血液的生命力）的习俗，似乎都是企图通过轮回而复活的葬礼的组成部分。”[5]或是寻找不死药、不死山、不死树。但是，这种永恒和永生是作为个体或者个性生命的努力而存在的，作为类的生命，人是必死的生命物，死亡是人生命价值巅峰的体现。可是，一旦人超越类的界别，融入无垠、广袤、浩瀚的自然生命的洪荒之中，这种永恒和永生就充满着合法和理性的张力了。也就是说，从个体，到“类”，到“无类”，从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由个体的羽化成仙或转世再生，到类的躯体腐朽，再到超越“类”的精神、肉体、生态之永恒，呈现出正—反—正的链接过程。个体、个性的永恒是缥缈的，如嫦娥觅得不死之药，古今又能有几人？但一旦突破“类”的空间，人就与所有自然生命连为一体，就可能摈弃“死亡”，在此基础上寻找永生和永恒，就盈满着希望、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