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当时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奇场面。下粟如雨，是因为仓颉造字后，人类可以自由地传达、交流心意，是普天同庆的大事；而鬼夜哭，是因为这些神秘的符号文字，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清晰呈现在人类睿智的思维之中，鬼神从此无处作乱，因此悲伤痛哭。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仓颉，把仓颉造字成功的这一天定为“谷雨”节。仓颉也因此被尊奉为“文祖仓颉”、“文字始祖”、“斯文鼻祖”等，被世代炎黄子孙所敬仰和尊崇。
中国神话中，除了“仓颉造字”之外，还有沮诵、仓颉共同造字之说。《广韵·九鱼》引《世本·作篇》曰：“沮诵、仓颉作书”；《四体书势》曰：“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但后来“诸书多言仓颉，少言沮诵”[2]从而使得“沮诵、仓颉共创说”逐渐地湮没了。但是，文字的创造绝非仓颉一个人独创，而是先民们在长期与自然万物沟通、交流、融合、汇通的过程中集体创制出来的。仓颉，不过是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向规范文字过渡的过程中，起到搜集、整理的重要作用。
总之，汉字是远古先人本乎自然、象其物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抽象的概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交流与彼此浸润的，人的生命和情感与自然万物的生命和情感通过汉字这一载体，契合成一个丝丝相连的生命整体与情感整体。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既是传播语言的媒介与符号，更是生命的载体与情感的载体。随着汉字的发展，特别是汉字楷化以后，已经偏离了早期形象如画的特征，但是汉字的象形特征通过多种途径保存下来：第一，类化转移。如“日”在楷书中已不见象形原貌，但并未失去以形传义的功能，它通过以日为部首的字表现出来，如昏、昧、昭、暮、暗等，日在此起到了意义规定作用，使得使用者见此类字，便与太阳、光明等联系起来。第二，抽象提示。汉字字型具有似与不似之特点，初见不像，细研又依稀可辨。第三，意断势联，即随笔势判断其象形原貌，等等。[3]总之，我们可以说汉字是在肯定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基础上对自身、对环境的抽象概括和复演。
如果说汉字楷化之后，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其象形的特征，那么纳西族的东巴文，则是“活的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在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意为刻在木石上的标记，说明文字创造之时还没有用以书写的纸，只能以图画的方式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地刻在木石之上。之所以称之“东巴文”是因为纳西族的老百姓会讲纳西语，但不会写其字，只有纳西族的祭司“东巴”才有资格学，且大多用来书写东巴经文，所以人们便称之为“东巴文”。曾经流行于西亚、北非等地的古代象形文字，早已被淹没在滚滚黄沙和断垣残壁之下，而东巴文字至今还为纳西族同胞所应用，成为世界古文字的活化石，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纳西族神话《东巴文字的来源》中说，一个汉族人、一个藏族人、一个纳西族人约好一同到天上找天神取经，结果汉族人、藏族人就先走了，把纳西族人东巴戛拉丢在后面，等他去追赶两位伙伴时，两位伙伴已经回来了。于是：
（东巴戛拉）对汉人和藏人说：“我虽然没有取成经，没有学到写字的本领，但是，我能够看见山就写山，看见人就写人，看见马就画马。”说完，当场就给他们画了许多山、水、羊、马、牛、人……的符号。从那个时候起，纳西族的东巴想写啥就画一个啥，念经的时候就有了象形符号的东巴文经书，再也不愁没有文字了。所以，直到现在，纳西族用的都是象形文字东巴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