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文化，特别是大母神文化，是最初的文化源头，亦是现代女性主义，包括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寻根的落脚点与理论基石。生态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思想，同时还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目前在世界范围，尤其在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生态伦理学发展与传播过程，作用十分明显。1974年法国的奥波尼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feminisms）一词，来呼吁女性为拯救地球而发动一场生态革命。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思想结合下产生的，它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统一理论，但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揭示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在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争取女性与自然的共同解放。
生态女性主义坚持当前全球危机是可以预言的、是父权文化的产物，指出人类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和历史原因：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的“价值二元论”（Valuedualisms）“价值等级制”（valuehierarchies）把世界上的事物都分为两类对立的范畴，理智与情感、心灵与肉体、文化与自然、人性与兽性、男性与女性等，在这种二元思维模式中，男性总是被归于文化、心智、理性、客观的主流的文明的领域，女性则与自然、肉体、情感、主观的从属的生育世界相关联，而“父权制”认为每一对范畴的两端都是对立的，且前者优于后者并对后者具有支配权或统治权，从而使自然和女性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成为被动的机器和玩偶，遭到无情的剥削和严重的贬抑。因此，女性在哪里被贬抑，自然就在哪里被降格。压迫与支配女性的社会心态，也正是导致滥用地球环境的社会心态。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还指出，女性的生命节律与自然的四季循环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创造和孕育生命的方式亦是纯生态的，当新生命的脉搏跳动代替了月事的节奏，当女性的血肉之躯成长出新的生命，当自然食物转化为哺乳婴儿的母乳时，这些体会足以使女性打破个我的界限，融入自然的生态流动之中。又由于女性做母亲的经历与对孩子与生俱来的喜爱，使她们善于用情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和统治关系。如果将这种独特生活经验的女性文化和价值理念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世界，就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领域的暴力与冲突，并用一种情感的、和谐的、阴性的价值与理念取而代之，就可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由此得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类对自然进行统治的现状，因此，女性争取自由的斗争也代表着被对象化、受剥削、被贬抑的自然的挑战。在此基础之上，女性主义必须和环境主义结成同盟，与统治女人和自然的共同逻辑作战。即是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将传统的女性主义扩展为这样一种运动，它通过认识和阐明所有压迫体系的内在联系来终结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被纳入解放视野的不仅仅有女性、穷人、少数族裔、第三世界的成员，还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只有所有生命获得解放之时，女性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要表达的终极含义。
20世纪后期，随着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拓展，学者们纷纷把注意力投向神话领域，企图通过对女神的复兴与文化的寻根，找到人类最初阶段女人与自然的真实面貌，并积极地反思自己丧失这些权力的根源，使潜在的、失声的“女性”话语、“自然”话语浮出历史的地表。女神形象的再发掘和再阐释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中引人瞩目，成为反思和重新审视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