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近30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代又一代新人沦为了“发展主义”下的奴隶，总认为自己比祖先时代享有更多的财富、技术、产品，也就比祖先更幸福、更快乐、更符合正义和良知。为保证这种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之上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即使是“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保留较为完善或者影响极为深刻的民族边远地区也难以幸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短短几十年在中国已集中出现。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这些绚丽的文明之花都在环境的恶化与生态的破坏中先后凋谢与枯萎，只有中华文明深受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滋润，延续五千多年。但是，这千年不谢的中华文明之花如今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在哭泣，人类在哭泣，两者同时陷入命运的低谷与困境。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也面临着生态与环境的危机，并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席卷全球的环境运动，环境伦理思潮亦随之不断扩大，蔓延发展到世界的各个国家与地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消退，“发展”便取代“革命”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热门的话题，甚至大面积出现了把发展作为“神话”顶礼膜拜的现象。在这股发展的浪潮中，为了寻求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和财富的迅速增长，发达国家，包括许多未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惜毁坏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连根拔起，以消除贫困，卷入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数据的统计与计算之中。但是，当人们拥有更多财富、更大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快乐与满足，而是深深陷入无限追求的物欲沟壑之中，进而迷失了作为人类最本真的天性。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环境系列问题也伴随着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由于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民众抗议不断增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直接推动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与成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伟大的思想家史怀哲就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全新理念，认为善的本质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1947年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提出“大地伦理学”，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进入民众的视野，甚至学者们对之也鲜有提及。1962年，瑞彻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经典。1988年，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一书中，提出了“自然价值论”，成为环境伦理学领域的一座丰碑。此后，环境伦理学不断发展，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并形成了人类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个体论与整体论的环境伦理学；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神学与宗教的环境伦理学；扩展的共同体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价值伦理学；政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生物圈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生物区位主义伦理学；后现代主义环境伦理学等不同的流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环境困境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发现的双重推动之下，“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分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9]这些，都为实现中国的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