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南部雷公山附近的苗家老人去世埋葬的当夜，要唱《焚巾曲》对亡人的一生进行总结，并对苗族的历史进行缅怀，其中有两句很有哲学意味：“包谷（植物）是主人，人只不过是过路的客人。”这句话，不但体现了苗族的自然观，也正是各民族自然观的表白与代言。人的生命在恒古的宇宙空间只是一瞬而过，只有自然才会永恒的存在，作为客人的人类即使反客为主，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最终都必然要退出舞台并落寞而去，只有那无言的“包谷”永恒而在。列维-布留尔曾说：“一个民族愈是落后，集体表象的优势一般也愈强。”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地处偏隅，散落在苍苍林莽、茫茫戈壁、皑皑雪海之中，这些地区大多发展缓慢，而这缓慢却意想不到地保留了神话般人与自然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与最原初的秩序，一叹三咏，**气回肠。
由于，神话影响之下形成的自然观与生态观，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族群范围之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色，因此很自然地被赋予民族性。此外，任何一种自然观与生态观的形成与发展，又都是一定地域内的产物，可以说，自然观与生态观，它是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下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感**情态和艺术样式，是各民族对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自然保障而产生的需求信仰和精神结晶。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样式，它承载着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愿景，孕育着民族的品格和素质，寄托着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善真追求。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随着神话时代的远去，各民族的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已经转化为一种生态的民俗潜藏在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之中，如同广袤的大地，滋生、萌发、成长的千千万万不同的植物一样，衍生、发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原生态的精神学说，宝塔般地矗立在人间。因此，在后神话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虽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但整体上呈现出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趋势。
明代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逐渐活跃，人们开始把眼光由田园与自然投向了市井与商品，深藏于自然间人类的性灵，逐渐被狂奔而金玉满堂的物欲所**和取代。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由于理性工具对自然的祛魅，自然失去了灵魂与尊严而变成只有使用价值的“物”，人与自然间的距离渐行渐远。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波及各个民族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人们向往翻身、富有、现代化，简单地认为人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生活用品不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传统势力开火，包括向自然开火。于是，神话倒下了，神话中人与自然相和、相契的亲昵关系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人们豪情四溢，不再敬畏自然，甚至认为凭借着人类自身的能力就一定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
于是，人们怀着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冲天豪气，狂热地认为人类可以无所不能，并一厢情愿地重新解读神话。于是，人与自然之间那份生死相依的原初秩序不再存在，“女娲补天”，被解读为反映了我国原始人对自然做斗争的无比伟大力量；“后羿射日”，歌颂了劳动英雄，赞美了优良的生产工具；“夸父追日”，则更是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8]人类敬畏万千年的人类始母与英雄，活生生地被改造为征服自然的“劳动模范”，中国神灵倒下了，自然也在隐隐抽泣。
